马王堆帛书《刑德》书体研究关于日、月、星、云、风等的占验材料
帛书《刑德》从第 62 行起,主要是一些关于日、月、星、云、风等的占验材料,应是另外一篇文献。刘乐贤先生称之为“星占书”,并对它们作了认真的校勘和解释,所论十分精当,这里拟在刘乐贤先生所论的基础上再作一些补充。
月八日南隆，阴国亡地，月不尽八日北陛，阳国亡地。(第 63 行上)
关于阴国和阳国的材料,刘乐贤先生已经引用《洛书》《《河图帝览嬉》、《京房易飞候》及帛书《五星占》中的资料做了很多讨论,这里可以补充的是,在《汉书·天文志》中也有关于阴国和阳国的论述2:“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阴,西南,象坤维,河山已北国也,阳,河山已南国也。”王先谦补注:“先谦曰:《正义》:天街二星在品、毕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夷狄之国。《索隐》:孙炎云:毕昴之间,日月五星出人要道,若津梁。《观象玩占》云:毕主河山以南,中国也。中国于四海内,在东南,为阳。昴、毕之间,阴阳两界之所分。毕为阳国,昴为阴国。似较孟说为允。《步天歌》毕宿下云:附耳毕股-星光(今共增四),天街二星毕背旁(增四),天节耳下八乌,毕上横列六诸王,王下四早天高星,节下团圆九州城。案:天节八星、诸王六星(增四)天高四星(增四)九州殊口九星(旧六星,共增十一),《志》不载,晋、隋、宋志有。”笔者觉得孟康所说的“河"应是黄河，“山”疑当指泰山,它正好距离黄河不远。颜师古注和王先谦补注所论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认为阴国和阳国是以昴、毕之间为分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发。帛书(刑德》乙篇所说的阴国和阳国,意思可能也与此相同,即指北方之国和南方之国。
日左耳,左国又(有)喜，日右耳，右(65 行下)国有喜;左右皆耳，三军喜和。
这里的日左耳和日右珥即是指日珥，《开元占经》卷七所引石氏之语:“日有一珥为喜,在日西,西军战胜,东军战败。在日东,东军胜,西军败。南北亦然。无军而珥,为拜将。”此处所言日珥所在的方位也是有喜,与帛书正好可以参见。
月军而耳，主人前而丧(70行上)
军即晕,这里讲的是月晕而珥的情况，乙巳占》卷二“月晕而珥攻击者胜利”攻击者即是客,故此处之占与帛书所言正好相互发明。
营或(态)入月中,所宿其国内乱。(70行下)
营或即荧惑,古指火星,对于荧惑入月情景，开元占经》卷十二引《河图帝览嬉》言:“荧惑人月中,忧在宫中,非贼乃盗也。有乱臣死相,若有戮者。"又引《海中占》:“荧惑人月中,臣以战不胜,内臣死。”《荆州占》则曰:“火星人月中,臣贼其主。”《黄帝占》曰:“荧惑蚀月,谗臣贵,后宫有害女主者。”《海中占》曰:“荧惑人月中,及近月七寸之内,主人恶之;一曰谗臣在傍,主用邪。"所引诸书虽然占例不一,但都符合帛书所说的“其国内乱”的结论。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帛书《刑德》是一篇失传已久的古籍,但是与其他相关的典籍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各种古籍的疑难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星占书的发现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史。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过去人们每每以为阴阳灾异、卜筮象数类学说,是汉代特有的风气。……马王堆帛书和其他佚籍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许多阴阳数术一类学说实在先秦已经具备,汉代的学风在一定意义上是先秦的继续。同时,这类学说的性质,也不能以愚昧迷信完全概括。"具体到星占书的材料,笔者觉得对我们启发最大的是对于纬书的认识。
对于纬书我们并不陌生,过去学者们往往认为它兴起于哀、平之际,对此李学勤先生近年来多次撰文指出,纬学的兴起时间实际上要早于此,其观点很有说服力。实际上,纬学应是经学的一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大兴,人们在读经、解经的同时,还常喜欢根据自己的理解编造一些相关的材料，纬书的形成应当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它的形成也应早于哀、平之际。
从上述的星占书以及帛书五星占等出土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帛书中的星占内容在纬书中也多有讨论,有的段落与纬书的相关论述甚至基本一致。如:
帛书第63 行言:“倍潏在外,私成外。倍潏在中,私成中”《河图·帝览嬉》作“月晕再重,倍在外,私成于外。倍在内,私成于内”,所述与帛书基本一致。
帛书第65 行言:“月交晕,一黄一赤,其国白衣受地。”《河图·帝览嬉》则有“月色黄白交晕,一黄一赤,所守之国受兵”之语。二者亦可互相印证。
星占书的抄写年代,据陈松长先生研究,大约抄于汉惠帝元年至文帝十二年之间。至于星占书的形成年代,刘乐贤先生曾根据星占书中有关分野的地名进行推算,认为其内容约形成于公元前304年至公元前284年之间,应此,星占书本身是一个战国时期的星占材料。过去由于传世文献有限,我们对于战国时期的星占内容知之甚少,汉代纬书中的星占材料已经是我们所知较早且内容最丰富的部分。以往人们由于不清楚纬书中星占材料的渊源，每每以为这些论述都是汉代人向隅而造。随着马王堆帛书等材料的出土,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是占内容实际上是直接继承了战国时期的相关论述。我们今天视为荒诞不经的星占内容在战国至秦汉时期人们的眼中却被视作他们所认识的宇宙规律,属于当时的一项“高科技”成果。汉人在制作纬书时,实际上是把这些当时最为流行的星占内容与经学相结合,并杂糅了许多在他们当中盛传的神话和传说,从而编造了纬书。从本质上来说,纬书和纬学应该视作汉代人对经学的“现代化”阐释和认识,是经学在汉代的一种发展,具有它积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