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的学人对待纬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六朝时期的统治者对于纬学的禁或用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且在历史上多次有禁纬的行动,那么作为当时文化精英的学者们与纬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对待纬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换言之,皇权与官方对纬学所采取的措施特别是禁纬的行举是否能够得到这些士人的认同,这是我们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关于六朝的士人与纬学的关系,颜之推曾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述。他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说: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

《勉学》篇是针对当时的学风加以批评,强调学习的重要性。颜之推在此批评当时的儒士“不涉群书”,阅读书籍范围很有限,给我们揭示了当时儒生读书的大致范围。然而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当时普通的儒生(颜之推称其为“俗”)虽然读书有限,但还都是读“经纬”和义疏之书的。“经”是家经典,“义疏”则是对经书的注解和阐释,而另外的“纬"则是纬书,可见当时普通的儒生仍然是研读纬书,熟悉纬学的。这是由于纬学本来就是经学的组成部分,纬书的出现就是配合于经书的,离开了纬书,就不可能对汉代以来的经学有全面而明确的理解,因此六朝时期的学者仍然研习纬书,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在整个六朝时期,士人们对纬学的研习一直没有中断,因此有关士人研习纬书或者以此出名者很多,见于记载的相关学者比比皆是,如《三国志》的《蜀书·谯周传》称谯周之父谯“兼通诸经及图纬”,《晋书》卷 36《张华传》称张华对于“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第1068 页);《晋书》卷60《索靖传》称索“该博经史，兼通内纬”(第1648 页);《晋书》卷91《虞喜传》称喜“专心经传,兼览谶纬”(第 2349 页):《杜夷传》称杜夷“博览经籍百家之书,算历、图纬,靡不毕究”(第 2353 页);《晋书》卷 94《宋纤传》称宋纤“明究经纬”,并且有弟子三千多人(第 2453 页);《晋书》卷95《台产传》称台产"少专京氏易,善图谶、秘纬、天文"等领域的知识(第 2503 页);《晋书》卷112《王堕传》称王堕“博学有雄才,明天文图纬”(第 2880 页);《魏书》卷 24(燕凤传》称燕风“明习阴阳谶纬”(第 609 页):《魏书》卷 77《高谦之传》称高谦之“专意经史,天文、算历、图纬之书,多所该涉”(第1708 页);《魏书》卷 84《常爽传》称常爽“明习纬候”(第 1848 页);《徐遵明传》称徐遵明“钻经纬之微言,研圣贤之妙旨”(第1856 页);《刁冲传》称刁冲对“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第1858页);《李业兴传》称李业兴“博涉百家,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讨练”(第1860页);《魏书》卷107《律历志上》称高允“该览群籍,赞明五纬”(第 2660 页);《北齐书》卷 29《李公绪传》称李公绪“尤善阴阳图纬之学”(第 396 页);《北齐书》卷 49《宋景业传》称宋景业“为阴阳纬候之学”(第 675 页);《周书》卷 28《陆弥传》称陆弥之父陆旭“好《老》、《易》、纬候之学”(第 469 页);《周书》卷45《沈重传》称沈重对于“阴阳图纬,道经释典,靡不毕综”(第 810页);《宋书》卷 93《周续之传》称周续之“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第 2280 页);《梁书》卷51《庾诜传》称庾诜的“纬候书射,棋算机巧,并一时之绝"(第 750 页);《南史》卷71《顾越传》称顾越“音律图纬,咸尽其精微”(第 1752 页);《隋书》卷 42(李德林传》称李德林“阴阳纬候,无不通涉”(第 1193 页);《隋书》卷 75(房晖远传》称房晖远“兼善图纬”(第1716 页);《马光传》称马光“图书谶纬,莫不毕览”(第 1717 页);《隋书》卷 76《诸葛颍传》称诸葛颖“习周易、图纬…颇得其要”(第1734页)等等。材料十分丰富,不能备举。

然而,由于六朝时期的许多国君均有禁纬之举,因此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士人对纬学的研习是否会因此而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的士人是否会完全按国家的禁令来行事,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从我们所看到的材料来看,六朝时期的士人并没有完全为当时的政治所左右,在研习纬学方面,他们仍然有自己的见解和态度,甚至还违背朝廷禁令,偷偷研习纬书。如三国时魏国的吉茂在曹操“科禁内学”时,他自己虽然有谶纬之书,却“匿不送官"梁武帝时禁止谶纬之学,阮孝绪却收藏有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后来是因为有人相求,阮孝绪怕连累别人,所以才将它们焚毁。因此,在六朝时期,即使是禁纬令实行之际,还仍然有人冒着危险研习纬学。

六朝的士人们研习纬学,是因为纬学本身具有经典的重要性，六朝时期虽然在政治上不时有禁纬的行举,但是当时一些典章制度仍然与纬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从《晋书》的《舆服志》我们可以知道,天子之车的车辕皆曲向上,其原因是“取礼纬'山车垂句’之义,言不揉而能自曲”,这种制度本身即是从礼纬的相关言论发展而来。又如封禅之举，《晋书·礼志下》称:“封禅之说,经典无闻。礼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风皇降,龟龙格。天子所以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谶纬诸说皆云:王者封泰山,禅梁甫,易姓纪号。秦汉行其典前史各陈其制矣。”到了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之后,张华等人声称西晋的统一大业“虽古《河图》《洛书》之微,不是过也”。因此“宜宜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至尊,享天休,笃黎庶,勒千载之表,播流后之声,俾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只是由于晋武帝尚有自知之明,封禅一事才不了了之,但我们仍然能从中看到纬学对当时国家制度的影响。另外,六朝时期的许多学者都能利用纬学的理论观点与材料,著书立说,开展学术的讨论。《魏书》的《刘兰传》称刘兰“推《经》、《传》之由,本注者之意,参以纬候及先旧事,甚为精悉,自后经义审博,皆由于兰"，《南齐书·礼志上》记载了建元元年关于祭祀礼仪的一场争论,当时王俭引用(礼记·王制》篇的相关论述以及《礼纬稽命微》“三年一袷,五年一”的规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获得了朝廷的采纳;$《周书》卷45《熊安生传》称熊安生“讨论图纬,捃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而历仕梁、北周、隋三朝的萧吉在所著《五行大义》一书更是广引纬学文献,阐述五行理论;杜台卿的(玉烛宝典》也是大量依据纬学文献,讨论岁时源流。六朝时期的许多典籍都是这样广泛引用纬学文献,以证已说,可见当时纬学在许多士人心目中仍然具有经典一样的地位。这一影响并不仅局限在儒学之中,道教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我们所看到的由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所编撰的《真诰》一书,甚至连各篇名字都全部模仿纬书,因此宋代学者高似孙言:“《真诰》之作,其纬于经者乎!其目自《运期象》至于《翼真栓》凡七,盖有象乎纬。能通乎纬,则知《诰》矣。"可谓是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