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舆符号的性质与片面化问题，堪舆符号也就是他们借以表达、传播、解释意义的载体

本书导论部分对堪舆文化进行了定义和梳理，从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堪舆文化是中国古人在选择适宜环境方面的经验总结，它诞生于古人与自然交互共生的过程之中，古人首先面对自然环境，接着逐步认识自然，最终做到因地制宜，由自身利益出发适度改造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古人探求自己的种群在自然界中所处地位的过程，也是人类群体独有的寻求意义的过程。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类的本质需求，“人类为了肯定自身的存在，必须寻找存在的意义”，因此寻求意义也是人类永不停歇的活动。在人类寻求意义的过程中，意义的表达和解释都必须依靠符号才能进行，符号对于人类是不可缺少的，于是符号学者进而指出“本质而言，符号乃是人类在世的方式”。对于上古先民来说，他们尝试认识自然环境中的种种景观和现象，并为其命名，从陌生的自然环境中寻求意义，堪舆符号也就是他们借以表达、传播、解释意义的载体。

堪舆符号描绘的自然环境与“纯自然”是不同的，“纯自然”指的是没有人的意识参与的自然。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符号学家卡莱维·库尔 (KaleviKull) 提出了“多重自然”概念，他认为可以将自然分为四度，从“零度自然”到“三度自然”，零度自然指的是“外在于环境界的自然”，环境界指的是“作为主体的生命体所建构和适应的世界，它是生命体从现实世界中辨认反映、建立的意义世界”，也就是说，零度自然是处于人类建构的环境界之外的绝对荒野，是人的意识尚未认识和改变的自然。一度自然是经过人类理解认识的自然，是符号化的自然。二度自然是由于人类的参与而被改造的自然同时能够“在想象性的自然之基础上控制着零度自然”。三度自然则是“纯粹理论性或者艺术上的、非天然的、与自然相似的自然”。显然，堪舆符号是经过文化过滤后的自然，是符号化的自然，因此属于一度自然的范畴。

“任何物都是一个“物一符号’双联体”，符号往往具有物质性源头由此可以根据“物源”来判断堪舆符号。尤其是“形势派”的堪舆符号属于自然符号，它的物质性源头是山脉、河流等自然事物，它们本身并不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的，而是当这些自然事物“落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被意识过滤也就是符号化之后，才携带了意义，被人们的意识过滤后的自然事物是上文提到的一度自然的一部分。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的表意过程通常会涉及三个不同的环节，分别是符号发出者、传播者和接收者。在表意过程中，符号会经历三种意义，即发出者的意图意义、传播过程中的符号载体的文本意义、接收者对于符号的解释意义，这三个环节的意义“一步步把前者具体化”，同时也“一步步否定前者”。堪舆符号作为自然符号，在上述三个表意环节上有所缺失，是“不完整符号”。由于堪舆符号的物源是自然事物，因此它们缺少符号发送者这个环节，属于无发送符号。堪舆符号缺失发送者，也因此没有意图意义和符号文本意义，“自然符号携带的文本意义，完全来自接收者对其“符号化’”，于是堪舆符号的意义要完全依靠接收者反向倒推，由接收者构筑发送者的意图作为意义解释的依据。

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从来无法截然分开，正如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所说:“人是通过自然形成的文化生物，因为他是通过文化形成的自然生物。” 人类面对自然环境，必然会尝试对一些自然现象做出解释重建这些自然符号的发送意图。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当自然界各种复杂的现象落人人类意识时，人类往往将这些自然符号视为“上天”意志的展现，只有对这些自然符号进行解释，才能了解并顺应“天意”，保证个人和族群生存中国先民对于堪舆符号的态度也一样，他们通常会将“天”构建为自然符号的发送者。“天”对于古人而言，主要是指他们置身的自然界，同时也有主宰人类命运的意味，这与人类文明早期生产力条件相对低下，自然界的规律和现象对人类生存有相当大的影响有关。本书的第二章将对“天”进行详细论述。古人认为自然符号中蕴藏着“天”的一些想法和暗示，也就是所谓的“天意”先民尝试揣摩“天意”，于是符号接收者为自然符号提出的解释意义便倒推为符号发送者的意图意义，这个倒推过程便是古人对于“天意”的窥探。

另外，对事物的符号化也就意味着片面化，上文提到自然事物只有偶然落人人的意识之中，才会被意识符号化，人也才能因此获得其中的意义。赵毅指出:“区隔是意义活动的根本性特点，是符号学的意义理论之前提。人获得意义的需求，把事物割出意识观照的部分，以及暂时不予顾及的部分:意义本身的产生过程，就是区隔的产物。” 所谓“区隔”就是意识在面对事物时进行筛选的过程，筛选出事物的一些品质进行获义活动，被筛选掉的部分则不在意识的观照范围内，也就无法产生意义。因为意义活动的这种根本性特点，堪舆符号接收者感知到的其实并非自然事物本身，而只是它们的某些品质，所以堪舆符号是对自然事物片面化的结果。

“区隔”还具有三种作用，其中类型化作用“是一种文化的区隔，提供文化认定的类型解读方式，排除类型之外的过多可能性，以保证意义活动能够高效地服务于意义解释，也更利于解释回应类型中包含的发送者意图意义”，也就是说这种区隔与人所处的文化语境有关，在固定的文化语境之下，人们对事物往往有相似的关注点。中国先民在对自然事物进行符号化时的意识区隔时倾向于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所以人们在对堪舆符号的意图意义进行构建时，相应侧重于讨论人与环境的交互关系和人如何获得良好生存环境的问题。比如“龙”这个堪舆符号，它的对象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山脉，按照现代科学的解释，山脉是由地壳运动形成的沿一定方向延伸、成行排列的山岭，但中国先民为这个符号构筑的发送者意图并不止于此。先民对“龙”符号赋予了两层意义，他们首先认为龙符号的对象是山脉，这是第一层含义，龙符号还指山脉之中包含着的来自大地、能够滋养万物的生气，这种生气在大地中处于运动的状态，如同腾跃飞动的龙，这是第二层含义。人们为龙符号构建出了这样的发送者意图，也就是所谓的“天意”，并且认为人如果能顺应天意，找到一处合适龙脉来获得大地生气的滋养，便能够较好地生存于世，子孙后代也会因此受益。于是先民在构建龙符号发送者意图的基础上，推演出了一系列的“寻龙”之法，比如通过观察龙脉的具体形势变化，判断其中生气的强弱走势，以长幼尊卑的伦理观念为龙脉分支编排“族系”等，这样推演出合适的环境来为生者选择住地或为逝者选择葬地，以期能够获得大地生气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