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该区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

华夏文明所处区域内部也具有外部环境的多样围合特征。区域范围内，地形复杂多样，平原、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五种地形齐备，山区面积广大，约占全国面积的2/3;地势西高东低，大致呈三阶梯状分布。西南部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 4000米以上，为第一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云贵高原东线以西与第一阶梯之间为第二级阶梯，海拔在1000~2000米之间，主要为高原和盆地。第二阶梯以东，海平线以上的陆地为第三级阶梯，海拔在500米以下，主要为丘陵和平原(见图2-6)。整体地域自然地貌多样，并成一定规律分布。同时境内水系依地势分布也具有一定规律。总的来说是以山脉体系围合不同尺度的平原、盆地，从而形沪-法样成不同大小范围的聚居环境，肖从考古学发现也证实传统聚申80100居地多选择地形变化交界处，具有典型的边缘择居特性。

华夏文化所处区域内部由山川水系围合界定出平原、盆地，这使得区域内部呈现出与整个地域的同构性，也就是区域生存空间仍然具备山川阻隔、水系环绕的围合特征。同时这种围合特征依山脉走势而具备方向特性。

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是黄河流域，该区域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根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并不限于黄河流域。考古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祖先在一百多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已栖息于东亚大陆的广大区间,不仅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崇山峻岭间，也都有长达四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些区域从古聚落所在地来看，都是依托山川河流所划区域而繁衍生息并且各区域内部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具有相似性。

可以看出中国自然地貌特征就带有整体与局部同构特征，并以围合性为典型共性。也就是说这种围合性在该区域是反复出现的，这种地理条件很显然是利于古人类在迁徙中对以往生活经验进行循环再利用的，这也促成了人们利用以往知识进行预测的可能。并促成进一步对区域内部深人了解以及区域间的比对，最终逐渐形成对区域划分界定的概念。这在古代诸多典籍中也可窥见端倪。《山海经》中将中国山川按照东山、西山、南山、北山、中山体系进行梳理，五方正是五行的空间意识原型。每个区中按起首、伸展方向和结尾的次序叙述每座山的内容。每个区一般以300到500里为单位进行描写。所以至少在战国时期以前就形成了“中”和四向概念，并以此为识别自然的最基本依据，同时也对经纬脉络和空间划分有了基本观念。并根据中国自然地貌特征，形成了早期识别地貌的空间尺度感，这些都对风水营建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以此行成了中国自然区域划分、行政区域划分的脉络。

最早记载中国古代自然区划的是《尚书·禹贡》它依据河流、山脉、海洋作为天然界线，将全国分为九个州(见图2-8),即冀、充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划分反映了自然景观发生、发展和分布的规律。其基本依据则是相似的自然因素山川、河流。所以九州从地界上来看是重复围合的，而围合内部因素则是相异的，并最终与“风水”三大山龙体系'(见图2-9)相融合。

中国地界以横向划分成三山龙之势，以纵向划分成三层台地之势，正好成九格之局，这也是九州分区得以在中国历史变更中始终稳定的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到九宫在其中的隐含之意整个区域在自然条件的基础之上形成九五之势,与中国周易文化形态完全吻合。这不能不说是古人与自然认知互动中杰出的大地规划意识。并以同构循环为基本认知条件，所有对小区域环境风水的理解都出于对整个版图的认识。很明显由于生存技能的限制，古人在版图四周天堑的面前，认为所处区域就是天之下也就是整个大地,这种意识就是华夏民族通过对所及之物不断认知而总结的“地的概念，而这种“地”的概念仍然是以人为角度进行认知总结的，并没有将人与地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