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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庇护条件,形成了风水格局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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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原始性和风土性建筑环境而言,形式上的相对稳定和传承都显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稳定。从“易”来看,“天、人、地”是同步发展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在天地变化间共同变化,才能顺天意。所以人的意识形态对于“风水”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庇护条件,以及产生审美倾向的物质基础,并形成了风水格局的基本框架。社会背景则提供了人群的生活方式选择与环境创造的基础,实现了物质环境构成社会单元的模式,并诱发了审美社会趋同的发展,塑造了“风水”的血肉。

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庇护条件,形成了风水格局的基本框架

但这还不是全部,之所以古代中国的所有研究门类都没有完全独立地进行发展而是都向同一个目标聚合,即与自然相生的哲学体系也就是“道”,这一方面源于自然背景和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源于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就是对自然、对社会的独特解读方式,是与科学并行的另一种解读宇宙的方式,这种解读方式透露出强烈的精神主旨所以才会引发今人的审美共鸣;这种审美方式并没有止于物质或个体、群体的精神需求,而是要反映一种更高层次的宇宙模式,并以此教化民众,从而顺应天意,自身得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并没有止于“形”的艺术,“神”的享受.也没有止于“道”的理解,而是通过可探知的“形”、“神”,依循背后无形的“道”,反映出对天地的依循与赞誉,从而教化于民,并最终得到天的认可良性发展下去。这种“教化”就是“风水”艺术的灵魂,很显然这源于华夏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

风水原初是体现居住生存的基本功能,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造成教化功能的出现,并形成该区域的集体审美趋势。

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对环境的认识不仅仅源于自然本身,而是经过特有的识别方式所产生的结论,所以其环境观念有别于其他文明。可以看到对于整体环境的识别是处于“中”国,该名词反映了古人对自身在环境中的定位,并且这种概念不仅是空间界定,同时反映了时间观念和价值取向。

自然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庇护条件,形成了风水格局的基本框架

古人有向心择居的特征,这在其他古文明聚落环境中都有体现,这也显示了人类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基本意识。从古人类遗址多位于陆地中心区域可看出“中”的概念不仅源于人类内心,同时更源于该物种演化的自然特征,尤其华夏民族对“中”的概念似乎更为强烈。“中”的概念形成并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古人对天地整体环境的价值判断。

“中”,原是中国古代测天仪的一个象形汉字,甲骨文写法可见“中”是一象形字。垂直长杆上加一方框成为中,用于测日影的方法。这种用具无疑联系了天与地的关系,并使古人有了时间、方位的概念,也就是说它是最早联系天、人、地,并起到重要意义的方式。所以“中”就是古人最早理解宇宙的方式。商代已有“中央”的文化地理观念,甲骨文有“中商”之说。《周书》:“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即中土,即天一行土地中央之谓也。这种尚“中”意识,正是华夏族自我中心意识的表露,“夏者,中国人也”。可见“中”的概念已脱离开具体地域的说明,而是一种认知模式。从商代卜辞来看,从农事、战争成败、择居筑城到官职任免、祭祀庆典无一不仰赖于上天抉择,天就是主宰地上万物的“上帝”,而相应的就有受命于天,执行天意的首领,就是“下帝”。“帝”在卜辞中写作《说文解字》对“天”的解释“至高无上从一大”,而“帝”就可以看作四方八向从一大,地有地的主宰,谓之“下帝”,天有天的主宰,谓之“上帝”。而“帝的居所就称为“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四方八向并非各向同性,而是有明确的方位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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