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一源的薛季宣易学解释道器关系，道器不容分离

薛季宣吸收程颐体用一源说解释道器关系，以道为体，以器为用，体用不能分割,道器也不容分离。他认为,道为形面上，器为形而下,二者虽然有区别，不能称器为道，但道却不远离事物,而常存在于形器之中。作为无形的道，如果商开有形的器物，就会无所适从。只有愚味的人，才将道与器分割,离器而言道。他批评离事言理,离器求道是“空无之学”，认为虽然不能说它亳无所见，但对处理事务并无用处;这种学说不懂得道器不二，实际上是既不懂得器,也不懂得道。酒扫应对,虽然是形而下之事,礼仪之一，但形而上的道即寓于其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

“道无本末”，不能以道为本，以器为末。照薛季宣所说,道器不二，不相分离，但重点是讲道不离器，道即在 麟季宣撰 《麟艮斋浪语集》书影形器之中，并非独立自存的东西。

薛氏未留下注释《周易》的著作，其关于《周易》经传的论述，有《书吉文周易后)《河图洛书辦》《答陈同南 书》《复张人杰学谕书》等，皆见于其著作《浪语集》中。他推崇《周易》说：

它经虽玄妙难拟，要皆自周易出也。大礼乐王政之纪纲，诗书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数声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无自见也。六经之道，易为之宗。（《浪语集•书古文周易后）

此是说，《周易》乃六经之总纲，事物之形象度数及其无形之义理皆见于此书之中。经书中的微妙义理，难以领会者，皆显示于《周易》一书中，此即“六经之道,易为之宗”。薛氏认为,《易》《礼》《诗》《书》乃王者治世之规矩绳墨，圣人之言皆存在经书之中，六经乃载道之器。巧匠无规矩不能为方圆，学者离经书则不能成圣人，理天下。此即他所说：“学者为道而舍经，犹工人而去其规墨也。虽有工锸之指，其能制器乎？”(《泥语集•论语直解序》)按此说法，《周易》作为六经之宗,其所载之道乃圣人经邦济世的最高淮则。以《周易》统率群经，此说始于《汉书•艺文志》,薛氏则依其明经治世的原则作了阳发。薛氏认为，《周易》作为圣人治世的规墨，其中之一是变通之道。他说：“通其变，使民不倦,此黄帝光舜之治，某何德以谌之。〝(《浪语集•复张人杰学渝书》)此是对《系群》文“易分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赞场。认为古代圣王就是依据这一原则，制器物，以便民用。但是,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非非易事。他说：

六经之义，于易备焉。以为通足以尽之，则太极之体未尝动也。以为定足以周之，则作易之道交为古。是省本诸吾身，参诸天地,拟诸变化，可由而不可测者，莱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诸民,犹宵行而暂者也。（同上）

此是说，《周易》所载事物变通的准则，以其为变动无常，可是太极之体，,则末动;以其为安定静止,可是其能占断末来;此皆模拟天地万物之化而神妙莫测。

意思是，《周易》讲的变通之道乃动静之统一。只看到一方面，如同盲人夜行一样,必迷失方向。可是,后人以易道治世,往往偏于一端。他说：

夫易之通变，后世失之远关。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苟知变而不知止，则必若晋人之为通。大传有之，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变通之道,尽此赞也。（同上）

“晋人之为通”，大概指阮籍的《通易论》，只求变易而不讲安定。薛氏认为，此种变通说，如孟子所批评的子莫执中说一样，执一而废百。他以“寂然不动”解释太极之体，以“感而遂通”解释事物的变通，大概是本于朱震的术极说。叶适评述薛季宣的学说道：“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

(《水心集•温州新修学记》）是说,永嘉之学对吉代的典章制度无不研究，在于借古治今，“以通世变〞，此种学风始于薛季宣。“以通世变”，即主变通。可以看出，薛氏易学中的变通说，是同其政治上的改革观点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