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季宣的道不离器说成为功利学派批判程朱理学的有力武器

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和叶适都基于这种哲学驳斥了理学派和心学派关于道德性命的说教。如陈亮和朱熹围绕王街义利问题而进行的争论,就其哲学问题说,可以归结为道器之年。陈亮批评道学家说：〝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龙川集•戊申再上孝宗皇市书》)“书生之智”,指道学家不知事功而空道义。

由于他重视事功，得出结论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龙川集•幼强行道大有功》)又说：“夫渊渊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达之,则孔孟之学才江阔矣。”(同上)此是主张道寓于形器之中。又说：“夫盛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发言立政，顺民之心，因时之宜，处其常不惰，遇其变而天下安之。”(《龙川集•经书发题》）是说，应依据事物的客观实际，确立施政的原则。

又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辙，因事作则。”(《龙川集•与应仲实》)此又是主张从实际事物中引出关于事物的原理和原则。据此，他批评朱嘉说：“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大不为充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龙川集•与朱元晦秘书》）按朱熹在辦论中说：“若论道之常存，却又非人所能预。只有此个自是豆古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不得耳。”（《文集•答陈同甫》)朱熹说的道,指光舜周孔之道，认为此道万古长存，不依历史人物和社会变迁而存亡。此是其道本器末说在历史观中的表现。而陈亮则认为,天地之道依靠天地而存在，人道依靠人而存在，天地和人都是有形之物，脱离形器没有永恒的独立自存的道。舍人物以为道，其所谓道，无非是佛教所说的虚无之道的翻版。关于叶适的道器观,见后。可以看出,薛季宣的道不离器说成为功利学派批判程朱理学的有力武器。

不仅如此，明清时代的功利学派也都继承了这一理论。明朝的李贽说：“熹与亮往复论王伯之辦，叶适日：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学，上下三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需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木讲,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出。’(《藏书•名臣传》)此是赞扬陈、叶的道不旁物说。所以他又说：“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道，审矣。而谓水有不流，道有不传,可乎!”（《藏书．德业儒臣前论》)此是继陈亮、叶适之后，依据道在物中的观点,批判了程朱学派的道统说。到了清代，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塨,进一步提出“理在事中”的命题。如其所说：“不知圣贤言道,皆属虚字，无在附阳伦常之外而别的一物日道日理者……在天在人通行者名之日道。”(《论语传注问•学而》）又说：“夫生有系理日理, 即在事中。今日理在事上,是理别为一物会。”（《同上•子张》)

此是说,道和理作为事物的原理或原则，并非独立自存的实休，只能存在于个体事物之中,进而批判了朱烹以酒扫应对之事为形而下，以酒扫应对之理为形而上的理本论。李球此论，也可以说是对薛季宣的道不高器说的继承和发展。以上所列，在于说明南宋以来功利学派的哲学，由于主张道义不能脱离事功，在本体论的领域则主张道在物中，理在事中，而这一理论思维的形成和发爬,同易学哲学中的问题,即道器关系问题的辨论是分不开的。永嘉学派的道器合一说为这一思维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然，明清时期主道不商器说者，并非告属于功利学派。其他流派围绕道器问题,也展开了热烈争论。其中唯物主义者，如方以智和王夫之，其易学哲学亦主道不离器,并且作了全面地阐述和论证。但就其思想洲源说，同样可以追湖到薛季宣的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