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疏对《周易》体例理解，以物象和义理统一的观点，解释了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

认为卦序是假托六十四卦的次序，说明各卦的卦义，此是以取义说解释卦序的由来,孔疏发挥说：

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不取深缊之义，故云非易之縕，故以取其人理也。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超，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复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则不应非复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虛矣。

关于“非复即变“说，第一章第一节中已谈及。这时值得注意的是,孔疏虽同意韩注，但将韩注说的“因卦之次，托以明义〝，解释为“托象以明义”，增一“象”字,认为卦义是通过卦象来显示的。其所谓复和变就是依据卦象来区分的，将六十四卦分为两类，表示卦象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转化的关系。这是对韩注的一种修正。因此，其在《系辞》中批评韩伯的取义说说：

案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之爻象之体。今韩氏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系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则取象不取名也。韩氏乃取名不取象，于义未善矣。今既尊韩氏之学，且依此释之也。

韩伯注观象制器章,则主取义说，即孔疏所说〝取名不取象〝。孔疏认为韩注不符合《系辞》本义，“于义未善〝。这种批评，进一生说明孔疏继承汉易的传统，不皮取象说。又《系辞》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韩伯注为不可远离变动之理，主取义说。而孔疏则说“不可远者，言易书之体,皆仿法阴阳拟议而动，不可远离阴阳物象而安为也’。由于韩注主取义说，其对《说卦》中论八卦卦象的章节,皆不加注释。而孔疏因采取象说，则详加注释，并且将取象和取义结合起来。如其解释〝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说：

此一节说八卦名，训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坤顺也，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震动也，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也。巽入也，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为入也。坎陷也，坎象水，水处险陷，故为陷也。离丽也，离象火，火必著于物,故为丽也。艮止也，艮象山，山体静止，故为止也。兑说地，兑象泽，泽润万物,故为说出。

按《说卦》此文，只讲取义，未讲取象。可是,孔疏却从取象的角度解释其取义的由来。认为乾为天,天运转不息，所以其义为健。坤为地，地顺承天,所以其义为顺。离为火,火附着在物体上，所以其义为丽。坎为水,水象有险陷，所以其义为陷，等等。按此说法，八卦的卦义或卦德，出于其所取的物象。这便同王弼说的“象之所生，生于义“的观点对立起来。所以孔疏在閘述王弼注乾卦文言上九爻时，对系生于义说不加解释，实际上是对王粥注的一种批评。可以看出,扎疏对《周易》体例的理解，并非如《四库提要》所说“墨守专门〞，不想突破王学的家法。

其对取象和取义说的论述，表现了综合两大流派的倾向。这正是唐代易学发展的特征之一。

由于孔疏在《周易》体例问题上综合两派观点，在易学哲学问题上，则以物象和义理统一的观点，解释了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其在乾卦卦辞疏中，解释“卦”说：

易纬云，卦者挂也，言县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但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末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乃谓之卦也。故系辞云：八卦成列，系在其中矣，是也。但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故六画成卦也。

此是说，奇偶二画取象于阴阳二气，八画取象于八种自然物象，重为六十四卦又用来显示万物变通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