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易》道首先和最多的是被哲学家援引，去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易》道的广泛援引

《易传》认为，易“弥纶天地之道”，所以在中国古代，它首先和最多的是被哲学家援引，去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汉代的卦气说，乃是一种哲学学说，不是一种纯粹的气象理论，它是通过天道来明人事。它的基础，一是当时的气象理论，其特点是讲阳阳消长;一是卦交象，用于描绘阳阳的消长。在卦气说的影响下，扬雄创造了“太玄”体系。太玄体系的现实基础也是明阳二气的消长。他另创了一套符号系统和占卜方式。虽是独创，但显然是受《周易》的影响。

魏晋时代，《周易》，实际是当时的易学，成了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程颐的《程氏易传》，又是理学的重要著作。同时邵雍的哲学体系，则被人称为新易学。张载的全部哲学，，王夫之说：“无非易也。”就是说，都在闻发《周易》的道理。

周敦颐则明确说明，太极图及图说，阐发的都是易道中最根本的道理。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不仅作了《周易外传》，而且作了《周易内传》，这都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

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特殊密切。以致哲学家的著作，大部分篇幅都是用来讲政治。在对待《周易》的态度上，往往明是解《易》，暗中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程颐解“黄裳，元吉”，就是闻发自己的政洽思想。

这是一种隐晦曲折的形式，借着讲易理，为当前政治服务。还有一些政治家，直接借易理向皇帝进谏。如唐代后期著名政治家陆贽，在危难之际，用易理劝说唐德宗要虚心纳谏。他说，《易》乾下坤上日泰，坤下乾上日否，损上益下是益卦，损下益上是损卦。天在下而地在上，与它们本来的地位是相反的，所以说它是泰，就是由于上下交通。君上豆下是对的，但却说它是否，因为上下不交通。君上能约束自己，宽以待人，人必定拥护君上，这样才有益。反之，若蔑视别人而任意安为，下面一定离心离德，甚至发生叛乱，这就要受到损害。我们在这些话里，可看到陆贽的苦口婆心。若单讲后面的道理，唐德宗更加不以为然，所以只好援引易理，唐德宗可能还听进一二。

维系古代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伦理。《易传》把人间的等级尊卑和天在上、地在下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永恒秩序，为现固当时的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易传》中“积善”“积恶”的说法，由于放当作善恶报应说教，对中国古代的伦理教育发挥着重大作用。《易传》中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经常被宋明理学家引用，作为他们探究人性的经典依据。而人性问题，又是伦理学说的基础。

《周易》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以及普遍存在的斗争。但《周易》给自己规定的使命是维护现存制度，所以它重视和谐，认为高度和谐的太和状态才是天地之间最合理的状态。这样，和，或说太和，成为古代伦理观的归宿。

《周易》不是道教的经典，但道教学者很早就引用《周易》去说明自己的教义。

自朱代开始，道教学者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更是大量地引用《周易》，引用秦汉以后或宋明时期的易学成果。明代修《道藏》，把一些易学成果，如邵雍的《皇极经世书》，如张理的《大易象数钩深图》等，整本整本地收人《道藏》。许多道教学者不仅精通易理，而且精通全部儒经。有的道士，甚至被皇帝聘去以儒学教授太子。这是由于朱代以后，需道二家合流、特别是在思想上合流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了。

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孔子、荀子等先进思想家已明确表示不必占卜，甚至反对用《周易》去进行占卜。但秦汉以后，《周易》的占卜功能仍然存在。国家设有专门的古卜官，甚至各州县都有专职占卜官员。朱代的数学教育中，占卜是必修课。

因此，古卜活动，首先是在国家政权系统中进行的。只是古卜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它已无法取得殿周之际那样崇高的地位了。

易学和自然科学，最近成为一个专门的问题。

和其他领城一样，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也往往援引《周易》或以前的易学成果。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科学家们自幼接受的就是儒家教育。儒经中，《周易》又专讲天道。因此，在处理科学问题时，援引《周易》，可说是必然的事，就像思想家们也往往借《周易》来闻发自己的哲学、政治伦理主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