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行“安养生息”、损上益下政策的明太祖朱元璋 “以足民为首务”的清圣祖玄烨

奉行“安养生息”、损上益下政策的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 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皇宫奉天大殿登基，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建元洪武。即位初，天下府州县官来朝，朱元璋谕诚群豆：“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安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已而利人，勉之!”(《明史• 太祖本纪》)他一方面鼓励屯垦，劝务农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实行损上益下，轻徭薄赋的政策养民、裕民：朱元璋统一中国之前，每得一地，就发粟娠济，安抚百姓。“至若赋税蠲免，有恩蠲，有灾蠲。”(《明史•食货志》卷二)恩蠲，指由于战乱致灾，皇帝批准免收租赋;灾蠲，指由于自然灾害而例行之免收租赋。洪武元年，朱元璋发布训令：“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同上)“令天下各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汆谷收贮，以备娠。”(《万历令典》卷二十二)在位三十一年，用于救济米百万余石，布钞数万计，蠲免租赋不可计。洪武十年，荆、嶄水灾，朱元璋派户部主事赵乾去主持赈济，乾迁延半年，朱元璋怒而杀之。青州旱蝗交加，主管官吏没及时上报，朱元璋将其逮捕治罪。此后发布命令，今后出现灾情，主管官员不上报，准许百姓投诉，要对失职者严厉处罚。

孝感发生饥馑，当地官员派人到京城要求开预备仓赈货，朱元璋令来人速回操办，并且指示户部：“白今凡岁饥，先发仓庾以货，然后闻。”除经常蠲免租赋外，朱元璋还制定了比较合理的赋税制度：“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工”，“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流徙。”…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后，又令户部：“是者奸臣聚敛，税及纤悉，朕甚耻焉。自今车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以上引语见《明史•食货志》卷二、五)

朱元璋比较爱惜民力，他说：“凡有兴作，不得己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罢之。”(《明史•太祖本纪》)修建南京皇宫，只求坚固朴实，不要过分华丽，不建亭台楼阁。济南、莱州、青州三府每年动用 2600 多户开采铅矿，他下令停工，说“为物劳民，不是善政。”(同上)朱元璋严格控制宫廷用度，生活较为俭朴。明初，“上供简省，都县 贡香米、人参、葡萄酒，太祖以为劳民，却之。”(《明史•食货志》卷六)朝廷饮用之“龙团茶”，此茶“采而碾之，压以银板”，工艺复东，“太祖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明史•太祖本纪》)他命太监在皇宫空地种菜，以节约开支。洪武二十八年下令“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国之用。”“洪武时，宫禁中市物，视时估率加十钱，其损上益下如此。”(《明史•食货志》卷六)

“以足民为首务”的清圣祖玄烨

爱新觉罗玄烨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他饱读诗书而尤爱易学，常与理学家李光地谈易至深夜。他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认为“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模，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康熙政要》)

玄烨把蠲免田赋和丁银作为与民休养生息的重要措施，他说：“从来政治之道，裕民为先，故必蠲免田赋，时加露泽。”(《清史稿•圣祖本纪》)他在位时，平均每年因灾蠲免七十多个州县;出巡经过之地例行蠲免，称为“恩蠲”，对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地区，也实行恩蠲。平定三落和统一台湾后，国内经济好转，国库逐步充裕，蠲免的次数和数额就更多了。常有预先宣布蠲免几个省全年钱粮之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宣布蠲免山东、河南、云南、贵州、广西、四川六省明年的田赋和浙江省后年的田赋。从康熙五十年到五十二年，共蠲免地丁银三千八百零六万四千余两。据不完全统计，康熙朝蠲免总数超过了一亿五千万两银。清人王庆云说，康熙帝动辄蠲免数千百万，“上培国脉，下恤民依，岂唐朱以来所可同年而语者哉?”(《石渠余记》)

在大行蠲免的同时，玄烨对“宫中费用，从来力崇节约”(《清圣祖圣训》)。明末宫中每年用木炭 2600 万斤，康熙时只用 700 万斤。他对政府部门费用也严加管理，规定户部工部所用钱粮要“十日一次奏闻”。康熙四十九年下令：“理藩院向来每年赏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今裁浮费，一年只需八万两。”“工部及光禄寺，每年动用钱粮数十余万，今俱节省，减至数万。”(同上)厉行节约也是国库充盈的一个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讲：“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穷谷荒阳，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崇节约，不能行此。”这也道出了“损上”与“益下”的并证关系。

以上我们运用较多的史料阐述了“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治国方略对历代统治者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作用和深刻影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一治国方略是“子之为取”(《管子 •牧民》)统治策略的再现，其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最终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加上这一点，我们才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