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反映了战国后期一统形势大背景中传统文化的趋同性，同时也反映了《周易》在诸流派中共同的文化价值

汉代黄老道家和尔后的道教以及兵、医、阴阳方伎之家也都引《周易》以为据。这就使《周易》远远超出于一般儒经之上而取得了公认的地位。实际上，由于它的包容性，也同时取得了众流之源的地位。关于《易》的丰富内涵，诚如《易传 •系辞传》所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番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国天地之化而不过，由成万物而不过，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大《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近则近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都是说《周易》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就空间言，范围天地，自人身以至于天地万物、乃至于无限广爻的空间，《易》道无所不在；就时间言，通乎量夜，存在于二切事物的空化过程，原始反终，无限循环;就功能言，自人类社会及其周围世界的一切变化，诸如治乱兴麻、死生分达、立身待物、天文地理、住来屈伸、幽明神鬼等，尽在《周易》的阴阳消长之中。《易》道是放之四海而皆淮的。因此，“《易》之为书也不可远。”《易传》的这种结论，历两干余年而末能改。例如前引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易类小序》说：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礼祥；再变而为陈(技)、邵(雅)，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闸儒理;再变而李光地、杨万里，又参政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以人《易》，故《易》说愈繁。

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易》学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自春秋以来，对同一部《周易》，由于神职人员和学者们的社会经历、阶级和学派立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层次的不同，所采取的视角也不同，所形成的结论自然也不相同，于是便有象数、祥、义理、史事各派的相互攻驳，其问不三牵强附会者。自然，攻辩中易学也得到了发展。其二是重申《易传》关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观点。《易传》和纪的的看法固然未便尽当，但它却说明了一件事实：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以至于大文化，少有离开《易》者。可以说，在中国的吉文献中，再没有别一部书超过了《周易》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热度。《周易》自问世之日起，便成了当时人们处理日常行事以至国家大事的准则。这一点《左传》《国语》等文献中的例证很多。战国后期，《易传》问世。由于《易传》的探赜发隐，使《周易》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得到了明确。《易传》本非一家一人一时之作，其在发挥《易》义的时候，一方面继承了卜筮的形式，同时又改造了它的内容，表达了对天道规律、人事、阶级关系以及鬼神观念的新见解。一方面，它又站在道家的立场吸收和改造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和哲学以及道家的基本思想，将儒、道以至其他诸家之间的矛盾，努力地统一于《易》道之中，反映了战国后期一统形势大背景中传统文化的趋同性，同时也反映了《周易》在儒、道、阴阳、兵、医、方伎诸流派中共同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