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与星占学相关的著作：以《天文类抄》为例,探讨它与《乙巳占》、《开元占经》的异同问题

韩国古代也盛行星占的理论,有不少与星占学相关的著作。

这里我们以《天文类抄》为例,探讨它与《乙巳占》、《开元占经》的异同等问题。

《天文类抄》是朝鲜世宗大王时代的大臣李纯之所作,李纯之曾任判中枢院事,他精于星占、历法之学,是当时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除了《天文类抄》外,他还曾与人合作编写了《庚午元历》、《交食推步法》、《交食通轨》、《大统历日通轨》、《四余缠度通轨》、《选择要略》、《五星通轨》、《月五星凌犯》、《诸家历象集》、《七政算外编》、《太阴通轨》诸书。《天文类抄》一书共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对二十八宿等星座的分析,下卷则是对天地、日月、五大行星、流星、妖星、客星等天上星辰吉凶含义的分析,该书在朝鲜时代有很大的影响,据说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实验用的指定教科书而使用。

《天文类抄》的最大特色是把天象与人世的吉凶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象的变化会预示和影响着人世的事情。书中认为天上的每一个星辰都有独特的功能,与人世间的某个方面的问题相联系,比如梗河星是“天矛,天子以备不虞。一曰天锋,主胡兵,其色变动,有兵丧;星亡,其国有兵谋",天渊星则"主灌溉,主海中鱼鳖.火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等等。

《天文类抄》的这一特点与隋唐时代的星占学著作《乙巳占》、《开元占经》等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灵台秘苑》因为已非原貌，这里不予涉及),特别是该书的下卷与《乙巳占》、《开元占经》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想就该书的下卷内容与《乙巳占》、《开元占经》二书的异同情况做一些讨论。

《乙巳占》、《开元占经》这两部集大成的星占著作的编排顺序是以天、地为首,然后是日占和月占,随后是五星占,然后是流星、客星、彗星等等,我们回过头来看《天文类抄》下卷的编排,也同样遵循着这一体例,即天地、日月、五星、流星、飞星、妖星(指彗星)等等,可见《天文类抄》在体例编排方面也遵循着与《乙巳占》、《开元占经》同样的原则。

在具体的占测结果方面,虽然《天文类抄》的占测之语往往非常简单,但其结论却亦往往与《乙巳占》、《开元占经》相一致。比如《天文类抄》称“天忽变色,是谓易常。天裂,阳不足,是谓臣强。

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鸣有声,至尊忧且惊。皆乱国之所由生也”,这段话实际上见于《开元占经》卷三,原文是“天忽变色,是谓易常。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鸣有声,至尊忧且惊。皆乱国之所由生也”。二者相比较,《天文类抄》除了增加“天裂,阳不足，是谓臣强”数字之外,其他内容与《开元占经》完全一致;又如《天文类抄》论霜时有“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之语,该句亦见于《开元占经》卷一百一，内容完全一致。这些情况表明,《天文类抄》与《乙巳占》、《开元占经》等隋唐时代的星占学著作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不过,《天文类抄》与《乙巳占》、《开元占经》的不同之处也有不少。《天文类抄》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却十分重视兼采众家的占测结果,因此该书的占测内容有不少甚至是在集大成式的(乙巳占》、《开元占经》中也无法发现的,这种情况很令人感兴趣。我们读《天文类抄》可以发现,该书言简却意赅,其中的许多占测情况很难在《乙巳占》、《开元占经》这样的星占学专著中找到对应的地方,如上述的论“霜”的内容中,《天文类抄》还有“不教而诛,兹谓虐,其霜反在草下”,这一论述在《乙巳占》、《开元占经》中都找不到对应的内容;再如《天文类抄》论雾时说:“重雾三日,必大雨,雨未降,其雾不可冒行也。黄雾四塞,天下蔽贤绝道”。这一占辞在《乙巳占》及《开元占经》中都未能见到。这些情况表明,《天文类抄》的星占内容可能不完全是直接来自《乙巳占》及《开元占经》的,很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资料来源。因此,《天文类抄》与中国传统星占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还值得我们加以进一步研究。

总之,隋唐时期中国数术文化的发展为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数术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隋唐时期朝鲜半岛诸国与隋唐王朝之间的频繁往来则为这一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及后来的新罗时代数术活动一直十分盛行，许多人的数术造诣相当精深,足见数术文化在朝鲜半岛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朝鲜半岛对于中国数术文化的吸收并不是简单地全盘接受,从四柱算命术及星占学来看,朝鲜半岛对隋唐时代数术理论的接受和吸收过程中往往也做了许多加工和变革工作,主要是将之更加简易化和实用化,从而具有自身的一些不同特性。这种加工为数术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有时也会使数术的理论色彩相对薄弱。朝鲜半岛的数术文化与中国本土数术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还值得我们今后做更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