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宗法制度取代了氏族社会单纯的血缘氏族制度，姓氏文化日趋成熟。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发灭掉商朝，大封诸侯，胙土命氏。据史书所载，周朝共灭商朝属国99个，降服652个国，从而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广阔的土地。这种大分封举措，对于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格局，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而大分封的结果，必然导致大批氏的产生。周朝成为“氏”产生最多的时期，尤其是春秋时期，激烈的诸侯兼并，为姓氏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特定的条件。
周朝的封邦建国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紧密相连。周天子自称是上天的长子(天子)，上天赐给他土地和臣民，拥有分封赏赐臣民的绝对权威。据史书记载，周初先后分封诸侯国71国，其中同姓(姬姓)诸侯40国，异姓诸侯31国。这些受封的诸侯尊奉周天子为大宗，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又在自己国土内分封采邑给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卿大夫尊奉国君为宗主，并在自己的采邑内再次分封给同姓或异姓庶民。这样自上而下一层一层分封，一姓所出的支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新的氏族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姓多氏，甚至一人多氏的情形。如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都是姬姓，但因封国有鲁、郑、卫、晋、吴、虞、霍、號、管、蔡、巴、随之别，受封诸候以国为氏，形成新的氏族。此外，还有以邑为氏，以爵为氏，以族为氏，以技为氏，以谥为氏等多种形式。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同一贵族一生中因多次受封，出现一人多氏的情形。如鲁孝公后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于柳，而得柳氏;死后谥号为惠，而得惠氏。公孙鞅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受封于商而称商鞅，因是卫国公族之孙，也称公孙鞅。再如晋国大夫士会-生中称谓有9个: 士会、随季、武子、士季、随会、随武子、范会、范武子，其中随、范为封邑，士为官职，季为排行，武为谥号，会为名字。
“胙土命氏”也有其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则，天子等级最高，所以以其王朝的称号为氏，如周天子即以周为氏;而诸候国则以国为氏，如齐、鲁、郑、吴等;卿大夫以封邑为氏，如原氏、薛氏、杨氏等;效力于王室公族的职业技人等则以技为氏，如车氏、屠氏、陶氏等。由于“命氏”由上而下出自帝王、君侯所赐，能够封土命氏的，都是贵族诸侯，即使以职业技艺命氏的“百工”，也不是一-般平民、贱奴，而是管理平民奴隶的工长、管事。因为氏可以表明出身家世和社会地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和尊号，所以氏有强烈的“氏明贵贱”的社会功能。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氏族成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存在、发展、演变、衰落的状况，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而的状况，氏族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认识和研究先秦史的关键。
这样，由“胙土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逐渐取代了氏族社会单纯的血缘氏族制度，氏族习俗则被提取、转化、升华为系统的理论化、法制化的文化形态和宗法制度。由远古父系氏族社会中的族长制，演变为夏、商、西周的封建宗法制，标志着姓氏文化的日趋成熟和形成。
在既有姓又有氏之后，姓与氏之间的关系及其使用时的特点又怎样呢?郑樵《通志·氏族略》也为之作了精辟的概括性阐述，他说:“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为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日: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故姓可呼为氏，氏不可呼为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郑樵的这段话，有三个方面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是因为当时的妇女无权参加社会活动，她们作为社会成员之一而要与其他女子相区别，就是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出嫁。为了“ 别婚姻”，不至于出现同姓通婚，她们的姓必须明确，所以她们必须称姓。女子未出嫁时，一般都在姓之前加上排行，如孟姬、仲姜、叔媲、季姒之类。这里的孟、仲、叔、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而不是姓，她们的姓分别是姬、姜、媲、姒。例如传说中的孟姜，是姜姓家的大小姐，而不是姓孟名姜。或者姓前加上自己所自出的国名，如秦赢、齐姜、褒姒之类。这里的秦、齐、褒是国名，而亦非姓，她们的姓分别是赢、姜、姒。女子出嫁以后，则在姓前加上丈夫的国名或氏，如孔姬、棠姜、息妫之类。西周王室曾经长期是姬、姜二姓通婚，周王的王后在世时因而多称王姜，死后则在姜姓前加谥号，如文姜、哀姜、穆姜、齐姜之类。
其次，所谓“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是说先秦时期的氏，一般是贵族标志宗族系统的称号，因而多数情况下只是有身份的统治阶级成员才有氏，社会下层平民人虽众多，但没有“别贵贱”的必要，也不大讲究宗法，所以- -般是没有氏的。前文所提到以职业为氏的社会下层平民，毕竟只是个别情况。
再次，在有姓有氏的情况下，“ 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说明氏同姓不同的血缘关系较远，是可以相互通婚的;“ 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说明姓同氏不同的血缘关系较近，是不可以相互通婚的。在通婚的问题上，辨姓最为重要，这不仅是古制，也是传统，而且又符合优生学的原理。先秦时期有很多诸侯、卿大夫都是同姓，如齐国的崔氏与东郭氏都是姜姓，齐庄公时的权臣崔杆要娶东郭偃的姐姐，东郭偃尽管是崔杆的下属，但他还是以“男女辨姓”的通婚古制为由，婉言拒绝了崔抒。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和大变革之后，严格的等级制度受到不断的冲击，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和命运也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传统的贵贱区别已无法维持，“氏” 也就逐渐减弱乃至丧失了它的“别贵贱”的社会作用，而演化成社会各阶层以男子为中心的家族的普遍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