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色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历史命运

建筑作为人化的自然，反映的是该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与审美情趣。如秦始皇陵墓，汉武帝的上林苑，佛、道二教的山林寺观，明清的故官、天坛以至举世用名的长城、大运河，都是大一统思想的物化、专制政体的产儿。建筑艺术风格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偏向之紧密联系，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色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历史命运。在与西方中世纪同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育成熟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且使之日臻完善，具体化为科学发展转换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思维方式能充分满足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就导致中华民族创造了四大发明的奇迹，成为“天方夜谭”股的神话;但形式逻辑的不发达，始终未能衍生出一套公理性形式化的逻辑体系，数学方法重“算”、重“术”，而没有提出超越具体经验的抽象系统，加上对几何的忽视等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从而使科学技术转换丧失了循环变动的中间环节和关键机制。与此同时，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精确思维和分析思维的需求，及科学理论一受控实验一—应用技术的内在循环机制，启动并加速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生伐，于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便一日千里地向前飞奔。而这时的四大发明已成明日黄花，在西风中摇曳，中国近代科技终于被甩在了后面。

传统思维方式决定传统文化的特有风貌。因为，它是传统文化的主体设计者和承担者，是传统文化的最高凝聚和内核。中国社会的文化主体受思维方式的制约，并通过思维方式来创造传统文化、评价传统文化、改造传统文化。这种主体性格必然会投射到传统文化中，并留下深刻的印记。

传统思维方式作为传统文化的母胎，作为影响、制约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风貌和历史命运。中国文化液厚的历史意识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崇拜意识，与缺乏怀疑、否定和批判的精神密切相关。如孔子的“述而不作”，孟子的“言必称三代”;道家的“真人”理想，庄子对无待的“至德之世”的追求，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两汉以后，儒术得以独尊，《诗》《书》《易》《礼》《乐》《春秋》被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经”的地位，使科学和理性精神受到禁锢。两汉经学中有不少科学因素，但终于走向饿纬迷信。魏晋玄学思潮中个性得到解放，但它又不得不把圣人放在老子之上。隋唐佛学本是“沙门不敬王者”的宗教，也不得不走向世俗化，不仅敬王，而且标榜孝道，最终还是没有能跳出“三界”。宋明理学把理性和信仰合而为一，始终没有摆脱信仰的羁绊。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虽经几个大的阶段发展，但基本在固有的模式中损益轮转。人们只能在特定的框架、笼子里思维，不可能超越古人、超越传统，不可能有根本的改造和创新。寥若晨星的批判思想家被斥为异端，墨家的逻辑思维只不过县花一现，便沉埋在历史前进的浪涛之下。传统思维方式的保守、落后，对圣人的崇拜，对权威的信仰，对历史的依恋，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发展，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传统思维并不都是封闭、保守的，否则，就不可能有近代化，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有现时代的中国文化。它造就了我们民族独特的思维特点，形成了我们民族源还流长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如整体思维和当代系统综合思维就具有某种契合，尽管它们的历史现实基础不同，但它在现代仍然具有潜在的活力。又如形象思维与当代符(记)号学具有渊源关系，它是我们理性思维的必要准备和理性思维过程中主体必备的基本素质，在我们今天的思维活动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再如，直觉思维蕴藏着极大的原创力，，它不仅是理论思维的有益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而且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洋溢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动力之一。又如循环思维，尽管其性质是保守的、封闭的，但倘若剖断其回环之路，它之中又不无运动变化发展的辩证因子。

这些文化基因也是蕴存在传统思维方式之中的，是我们更新改造的基础。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毕竟是建立在前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之上的。要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必然实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吸收世界文化发展中一切优秀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基因，彻底转换传统思维方式之“体”。只有经过这种功夫，传统思维方式中真正有价值的优秀因子才有可能得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