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所认为的自然之理与人事之功，顺应自然之理，把天地万物、社会人生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和谐的系统

所谓旷达，是以一种宇宙意识和超然态度观照人生，顺应自然之理，不为外物所蔽，其要点在于无心。所谓执着，是以一种优患意识和人文情怀关心民生疾苦，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力求发扬人事之功，拔乱反正，其要点在于有意。旷达与执着，无心与有意，自然之理与人事之功,这一系列的矛盾在哲学上就表现为天道与人道的矛盾，自然与名教的矛盾，或者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中国的士人普遍地感受到这种矛盾，甚至连先秦的孔孟老庄也概莫能外。比如儒家的孔孟一方面固然是偏重于人文精神，强调人事之功，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流露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孔子曾对“逝者如斯夫”的道体以及“曾点浴沂”的旷达气象表示仰慕岁吸，孟子曾以莫为而自然之理诠释天命，认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就与其居于主流地位的人文主义形成了某种矛盾。道家的老庄固然是偏重于宇宙意识，强调自然无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但也表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倾向。比如老子激烈抨击暴政，追求一种“以百姓心为心”的政治理想，庄子讲了一个“空谷足音”的故事，说明对祖国故乡以及人间世的热爱是人所难以摆脱的执着的情结，这种浓郁的人文情怀与其貌似冷静的自然主义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似乎构成了对立的两极，启示人们用排斥的方法去化解，或者只要夫道而不要人道，用自然主义去排斥人文主义，或者反过来，只要人道而不要天道，用人文主义去排斥自然主义。

一般说来，西方的哲学用的就是这种排斥的方法，虽然没有化解不盾，却促使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两个领城都取得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从而演变为一种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格局，形成了一种以外在的紧张关系为特色的文化模式。中国的哲学与西方不同，拒绝采用这种排斥的方法，而普遍遵循一种天人合一的思路，力求把天道与人道、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圆融无间，相得益彰。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感到，无论是单有天道而无人道的自然主义，或是单有人道而无天道的人文主义，都不能作为一种安身立命之道，去化解理智与情感的内在矛盾，使焦虑的心灵得到安息，而只能徘徊动摇于两者之间，探索一种整合的方法。就理论的层次而言，早在先秦时期，《周易》的儒道互补的体系就已经为这种整合创造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其所谓的《易》道，“探赜索隐”，“开物成务”，不仅能阐明自然之理，而且能成就人事之功，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汉代以后各家各派的哲学家都把天人合一的《易》道奉为理想的哲学境界，进行不懈的追求。但是，天人合一是以天人之分为前提的，尽管在人们的心目中普遍地树立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理想，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却无时无处不呈现出两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植根于人性的本质，华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构成了中国士人的最真切的感受。

由于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个性气质不同，生活经验不同，对矛盾的感受不相同，所以对《周易》的天人合一哲学的理解和诠释也不相同，有的“说以老庄”，侧重于道家的自然主义，有的“閘明儒理”，侧重于儒家的人文主义。虽然如此，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外在化为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形成一种内在的紧张，一种必要的张力，贯穿于每个哲学家的运思过程之中。因为中国哲学始终是以天人合一作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促使每个哲学家在运思时言天必及于人，言人必上湖于天，不仅没有人想去破坏两者的张力结构，而且执意寻求互补，企图通过建构一个会通整合的体系来克服植根于人性本质以及历史进程中的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的背离。只是这种会通整合不免时有所偏，有的偏于天道，较多地强调自然之理，有的偏于人道，较多地强调人事之功。从这个角度来看，易学史上分化演变而成的“两派六宗”都有历史上的合理性，根本不存在意识形态的纯正与驳杂的问题，实际上都是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对《周易》的天人合一哲学所做的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既有异中之同,也有同中之异。所谓异中之同，是说尽管各家各派在处理天人关系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他们共同的用心所在都是在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表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同中之异，是说他们所建构的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反映了不同的时代内容，总结了不同的历史感受和生活经验，由此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特色。因此，我们今天研究易学史上的各家各派，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历史的眼光，着眼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力求用一种双向的思维方法水把握他们的理论特色，摆正他们的历史地位。

就宋代的易学而论，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学派林立，思路开阔，意见分歧，,相互攻驳，有的重人事而轻天道，如李觏、欧阳修；有的重天道而轻人事，如刘牧；有的则是天道与人道并重，如司马光。但他们的易学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根主轴而展开的，并没有破坏两者之间的张力结构。苏轼的易学也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体系，不过带有鲜明的特色，表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的倾向，强调无心而反对有意。从哲学的理论依据来看，这是与他以庄解易的基本思路分不开的。郭象在《庄子注》中，曾反复强调无心二字。所谓无心，就是顺应自然之理，任其自为，率性而动，把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看作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和谐的系统，反对用有意的造作去横加干涉。比如他说：

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则事济，事济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于其身哉!(《人间世》注)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大宗师》注)

夫圣人之心，极两仪之至会，穷万物之妙数，故能体化合变，无往不可，旁礴万物，无物不然。世以乱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为不应世哉？(《逍遥游注)

夫无心而任乎自化者，应为帝王也。(《应帝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