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如何解決这种矛盾冲突，使之达于整合？

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由于个性之不同，差异之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至于如何解決这种矛盾冲突，使之达于整合，则有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种是“以德相怀”，另一种是“以相噬为志”。以德相怀者，尊重个性，尊重差异，胸襟广大，态度宽容，追求一种真而不份的诚同。苏轼认为,通过这种方式来整合，可以安居而享福，而不依赖有敌而后存。以相噬为志者则不然，否定个性，否定差异,把所有“非其类而居其间”的异己分子都当作敌人，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子以消灭。由于“阳欲噬阳以合乎阳，阴欲噬阳以合乎阴”网阳各自以对方为敌而力量又不足以消灭对方，这就维持了一种力量的均势，形成了一种以相互之间的敌意为基础的平衡依存关系，自身的存在必须依赖于敌人的存在。如果把敌人统统消灭了，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对象，就会破坏这种平衡依存关系而“自噬”，即自己残杀自己，自己与自己为敌。因此。为了使社会不至于灭绝，以相燃为志者世不得不连反初衷去肯定个性，肯定差异，依赖子政人的存在而维持自身的行在。

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使社会达于整合，但是由此而整合的社会充满了敌意，成为一个进行你死我活的激烈斗手的战场，“未可以安居而享福”，不是人们可以怡然自得生活于其中的舒适和美的家园。就阴阳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除了有彼此斗争的一面以外，还有相辅相成的一面。“阴阳和而物生曰嘉”。为了使社会达于整合，为什么人们不抛弃那和以相噬为志的做法，转而采用以德为怀的方式，来谋划一种和谐的、自由的、舒畅的社会发展的前景。使得社会领城的各种人际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那样调适畅达、嘉美会萃呢？这就是苏轼剖析噬嗑卦时所欲解答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理想的层面而言，苏轼认为，社会成员由个体聚集而为群体，应以有所不同为同，从我者纳之，不从者付之，根据各人的自由选择，本于至情不期而聚，达到-种诚同的境界。同人卦离下乾上，彖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苏轼解释说：

野者无求之地也。立于求之地，则凡从我者，皆诚同也。彼非诚同，而能从我于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诚同，可谓同人乎?故天与人同，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察关。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工,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為，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日“同人于野，亨。利沙大川，乾行地”。苟不得其诚同，与之居安则合，与之涉川则溃矣。涉川而不溃者，诚同也。(卷二)

苏轼认为，同人之六二与九五是诚同的范例。六二欲同于九五，九五亦欲同于六二，开始因九三、九四以武力相阻隔而末能如愿，哭泣，后来由于二人同心，忠贞不渝，终于克服了障碍而结为一体，破涕为笑。其所以如此，是因为“阴阳不同而为同人”，“君子出处语默不同而为同人”，六二为阴，九五为阳，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必然是互相追求，其心诚同，虽有坚强之物，也不能阻隔。这种诚同本于阴阳双方的内在的本性，既尊重了各自不同的个性，又形成了协调并济的互补的结构，所以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苏轼站在这种理想的高度来观察政治问题，提出一系列光辉的思想。关于君臣关系，苏轼认为，君为阳，臣为阴，只有当阴阳之势保特一种均衡状态，才能协调并济，相铺相成。如果君主骄侈，蔑视臣下，刚愎自用，专制独裁，造成阳盛而阴衰的局面，就会破坏政治上的均衡和谐而产生祸乱。他在大过卦注中指出：

过之为言，偏盛而不均之谓也。故大过者，君骄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阳，不资乎阳之凌网而菠之也。人徒知阴之过乎阳之为福地，岂知大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地我!立网以养阳也，立臣以卫君也。阴衣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故日大过，大者过也。(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