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追求文化上的多元，尊重个性、尊重差异，才能达到一种诚同

苏轼在文化上反对一元而主张多元，也是从这种尊重个性、尊重差异的思想自然引申而来的。他在《答张文潜书》中指出：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五)

朱熹站在理学家的立场评论苏轼的这个思想指出：

东坡云：“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说得未是。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人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若使弥望者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只为荆公之学自有木是处耳。(《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朱熹的这个看法也自有其易学理论的依据，但在处理同与异的关系上表现出另一种思路，与苏轼迎然不同。朱熹着眼于理一，苏轼着眼于分殊。朱熹解释暌卦，认为“皆言妢异终同之理”。“在人则出处语默虽不同，而同归于理；讲论文字为说不同，而同于求合义理；立朝论事所见不同，而同于忠君。”“盖其趋则同，而所以为同则异。”“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这处又就人事之异上说。盖君子有同处，有异处，如所谓周而不比，群而不觉，是也。”(《语类》卷七十二)朱熹并不反对异，但强调理之同者比异重要。苏轼却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异比同重要，“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暌。人苟知暌之足以有为，若是必同”。苏轼并不反对同，但强调只有尊重个性、尊重差异，才能达到一种诚同。

由于他们两人的易学思路互不相同，所以对文化问题的看法也不一样。朱熹希望文化归于一元，“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人于是，何不可之有？”若荆公之学自有未是处，则应另立一止于至善之学取而代之，使人人同己而归于一元。因此，宋代的理学从周敦颐开始，一直是朝着建立一个止于至善之学的目标而努力。苏轼对这种一元化的目标丝毫不感兴趣，而只是追求文化上的多元，反对当时流行的好同而恶异的学风。他在《与杨元素书》中曾说：“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问，然多不随耳。”(《东坡续集》卷六)在宋代的中夬集权君主专制的体制下，苏轼由于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的个性、自由的思想，不苟同,不盲从，虽然吃够了苦头，受尽了折磨，但仍然至死不悔，引以自家。他的这种文化价值理想也是依据于易理的，代表了宋代易学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后来赢得了与理学家性格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喜爱，成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