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名教之乐很好的诠释

理学家都是围绕着探索名教之乐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他们的学术活动的，这个核心何题贯穿于他们所经历的正、反、合三阶段的全过程。所谓名教，不仅是指儒家的一套以名为教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规范，主要是指一种政治伦理的制度，一种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实体，也就是人人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社会。因而所谓名教之乐，也不仅是指对儒家思想的一种主观上的认同，一种局限于个人心理内省的精神境界，而主要是指对现实社会的认同，对文化实体中奉为人伦日用之常的价值理想的认同，强调把外在的价值理想转化为内在的人格追求，把社会的安乐幸福当作个人的安乐幸福。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何为名教之乐做了很好的企释。孔子所说的由“修己以敬”扩展到修己以安百姓”，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是对何为名教之乐的一种闸述。从这个界定来看，所谓名教之乐，实质上就是一和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的有机的结合。如果人们对这一套学问不仅有理智的了解，而且有情感的满足，可以动我的心，怡我的情，养我的性，并且笃实践履、用以立身处世，成己成人，从中得到一种很高的精神享受，这就足名教之乐了。孔子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单纯追求个人之乐的隐士，孟子反对那种缺乏担待意识而与社会同流合污的乡原，这是通过反面的例证来为名教之乐定位。

因此，所谓名教之乐，也就是儒家所信导的一种安身立命之道，一种洋溢着人文关怀合理地处理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关系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人生观是建立在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必须有一整套的哲学思想为依托。孔孟把这种人生观提到天命论的哲学高度来进行论证，发展到《中庸》，就提炼成为三个经典性的命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个命题讲世界观,第二个命题讲人生观，合起来就是有关内圣心性之学的全部内容。第三个命题是讲由内圣开出外王，由心性修养扩展到经世致用。这三个命题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儒家绝不满足于只讲内圣而不讲外王，始终是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事业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大学》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说的也是这个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先秦时期，杨墨防家曾向儒家的这种名教理想发起过挑战，杨朱为我，是向儒家的社会伦理挑战，墨翟兼爱，是向儒家的家族伦理挑战，但是，这种挑战的形势并不严峻，对儒学构不成什么威胁。直到汉魏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期，佛道二教兴起，各自提出了一套系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征服了人心，于是儒学的地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新儒学之所以要增添一些新的内容而有异于孔孟的儒学，就是为了回应佛道二教的挑战，把名教理想提到向上一路，重新做出哲学论证，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不得不如此的。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的序论中解释说：

特在孟子之世，杨墨虽盈天下，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而自汉魏以降，儒者无所不淫，苟不抉其跃如之藏，则志之摇摇者，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

照理学家看来，“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自孟子以后的千四百年的历史，学绝道走，儒学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断层现象。王夫之的解释也是据此而立论的。这种看法显然偏烦，却也道出了一部分历史的真相。就实际的历史情况而言，儒学的发展在此期间并没有中断，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支配着人们的外在的生活，包括政治伦理典章制度以及行为观范诸多方面，只是在心性之学与经世之学的贯通协调上处理不当，畸轻崎重，失去平衡，破坏了统一的内圣外王之道，造成不应有的缺陷。人们为了从事礼法名教社会的建设，太忙碌于现实，关注外在的事功，而无暇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去从事心性之学的研究，以致在这个领城毫无建州，被佛道二教所占领，取代了儒学的地位，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