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中庸》探索"圣人之德”，去体会证悟那种〝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圣人境界
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的经学普遍地表现为一种外向型的现实主义的品格，缺乏高层次的理论兴趣，片面地强调通经的目的就是为了致用，所谓”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皮锡瑞语)。在那个时代，儒学独尊的局面业已确立，幅员辽阔、气魄雄浑的统一帝国有如旭日初升，正在大力地召唤经师们去经世致用，建功立业，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用不着退回到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去寻找，而要在外在的现实世界的事功中去寻我，在功名利禄中去寻找。因此，尽管汉代的经学发展形成了一套庞大而严蓮的章句之学的体系，却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可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没有给人们启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成圣成贤之方。就这一点来说，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确实是早在汉代就已经失传了。如果外在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稳定的世界，一个可以通过现实的操作来进行调整的世界，儒学的这种缺陷还不至于显露出危机，动摇人们对儒学本身的信念。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迫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这才真正显露出危机，造成如同王夫之所说的那种“儒者无所不淫〝的情况。既然儒者在儒学中找不到一个稳妥的安身立命之道，就只好改换门庭，去找异端思想来填补自己精神上的空虚了，这就使得他们的信念动摇，价值失落，人格发生了分裂。生活于安顺之世的经学大师马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后汉书•马融传》记载：
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用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涼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房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瑾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谓其友人日：“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益，灭无贺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故往应骘召。
由于汉代经学忽视心性之学的研究破坏了孔孟儒学中的统一的内圣外工之道，这就为尔后佛道二教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实际上等于是自动地让出一片有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广阔的精神空间，以便佛道二教去自由地占领。从魏晋到隋唐这一段历史时期，佛道二教向儒学所发起的挑战，主要不是针对着经世之学，而是集中在心性之学的领城。佛道二教作为一种出世的宗教，本来就无意于从事什么外王事业，而只是关心如何通过心性修养来成佛成仙，如何遗弃社会人伦来追求个人的安乐幸福。因此，在与儒学五争雄长的斗争中，佛道二教并不存有把儒学完全取而代之的那种雄心壮志，只是企图分裂割据，做一方的诸侯，,来占领心性之学的领域。历史证明，这种乘虚而人的战略是成功的，后来逐渐形成的三教鼎立，确实就是这样一种分裂割据的局面。儒学在佛道的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所保留的阵地就只剩下经学了。这种经学大体上仍然沿袭汉代的那种传统模式，虽然可以为外在的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提供经义上的依据，却不能给人们指出一条与佛道相抗衡的精神出路。唐代的儒者普遍“出人于老释”，视为当然，蔚为风尚，就是由于儒学发展本身的这种缺陷所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儒学的背叛，而是心悦诚服地承认佛道(主要是佛教)的理论比儒学高明，可以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精神的享受，也能帮助他们去更好地读懂儒家的经典。刘禹锡表述他读《中庸》的感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说：
曩子习《礼》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悚然知圣人之德，学以至于无学。然而斯言也，犹示行者以室庐之奥尔，求其径术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读佛书，见大雄念物之普，级宝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镕恶见，广疏便门，旁柬邪径，其所证入，如舟沿川，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突奥于《中庸》，启键关于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刘梦得集》卷七《赠別君素之人》)
刘禹锡的这种坦诚的表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值得仔细玩味，是极为珍贵的思想史的资料，我们也可以据此来推想数百年后的北宋五子为什么要“出人于老释”的原因。比较起来，刘禹锡的感受大致相当于张载由正题转人反题时的感受，只是一直停留于反题阶段，乐而忘返，人而不出，未能由反题转人合题。就刘禹锡的“初心”而言，和张载一样，都是认同于儒家的名教理想。张载听从范仙淹的劝告，企图通过研读《中康》来探崇名教之乐，刘禹锡也是企图通过研读《中庸》来探索"圣人之德”。但是，读水读去，却是“以为未足“，“未知其要”，始终没有读懂。其所以如此，据刘西锡的说法，是因为《中庸》量然树立了一个“圣人之德”的理想目标，却没有指出一系登堂人空的具体途径，结果这个日标就变得高不可攀，使人望而生畏,产生一种震惊恐惧的“悚然”之感。这种感受是非常真实的，也是一种历史的证明，说明与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是相形见绌了。在这种情況下，一些儒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高层次的精神需要，也为了更好地读懂《中庸》,去体会证悟那种〝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圣人境界，跑到佛教那里去学习有关心性修养的理论和方法，授佛人儒，弥补儒学本身的缺陷，以实现自己的〝初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如此，他们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并没有因此而变成虔诚的佛教徒。刘禹锡曾为自己的这种会通儒佛的做法作了辦解，他接着指出：
不知余者，诮予围而后援佛，谓道有二焉。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共证也，犹喑人之享大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于言以用于耳也。口耳之间兼寸耳，尚不可使闻，他人之不吾知宜矣。(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