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大平，为往圣继绝学

张载归宗于《易》，运用易学的原理来批判佛教，把易学的原理看作是儒学的精髓。他的哲学著作题名为《正蒙》即本于《周易》。《蒙》之《彖》日：“蒙以养正，圣功也。”张载诠释说：“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这是他作《正蒙》的用心所在。王大之对张载的这种用心有极为深刻的体会，他在《张子正蒙注》的序论中反复阐明：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

鸣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使张子之学晓然大明，以正童蒙之志于始，则浮屠生死之狂惑，不折而自摧。

《周易》者，天道之显也，性之藏也，圣功之牖也，阴阳、动静、幽明、屈伸，诚有之而神行焉，礼乐之精微存馬，鬼神之化裁出焉，仁义之大用兴焉，治乱、吉凶、生死之数准焉，故夫子日，“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

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负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熟与归！鸣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泽水之歧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

王夫之把张载的全部的哲学思想都归结为易学，认为张载所继承的易学传统，“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大”，不仅有力地批判了佛教的错误，而且可以崇德广业，由内圣开出外王。这种看法是极为深刻，也是合乎实际的。

在宋代易学中，关于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问题，一直木能得到妥善的解快，常常是畸经畸重，顾此失彼，而流于一偏。比如李觏、欧阳修的易学，重外王而轻内圣，苏轼的易学，重内圣而经外王，司马光的易学，外王有余而内圣不足，周敦顾、邵雅虽致力于二者的结合，却是内圣有余而外王不足。从哲学韵角来看，产生这些偏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未能妥善地处理体用关系问题所造成的。

所谓体用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一般说来，在中国哲学中，每个哲学家在主观上都是把体用不二、天人合一奉为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但是，为了把这种主观的理想转化为客观的现实，建构一种经得起推敲的圆融无滞的体系，需要克服一系列理论上的困难，并不是简单地说说就能够实现的。照张我看来，前人之所以陷人体用殊绝、天人二本的困境，原因在于割裂了有无关系，“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据此而论，凡是重无而轻有者，必须是有体而无用，言天而不及人，置内圣于首位而忽视了外王。反之，重有而轻无者，则是有用而无体，言人而不及天，置外王于首位面忽视了内圣。

张载通过自己对《周易》长期深人的研究，取得了哲学的突破，明确断言，“《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他认为，《大易》并没有割裂有与无的关系，而是立足于有无混一之常，闸明无中有有，有中有无的体用不二之学。无为体，有为用，存神以明体，顺化以达用，明体者崇德,达用者广业，如果按照这条理路来把握易学的原理，就可以避免诸子之陋，建构一个完整而元片面性的内圣外王之道。张载把他的为学宗旨归结为四句话，就是对这条理路的全面的落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着眼于内圣，存神以明体;“为万世开大平”是着眼于外王，顺化以达用；至于“为往圣继绝学〝则是根据他对易学原理和儒家道统的基本理解，为内圣外王之道奠定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只有把这四句话结合起来看而不是仅仅取其一端，才能对张载的哲学思想有所契人，正确地估价他在哲学史上所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