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学以神明之德为内涵，神明之德，通于万殊；万物之情，类于形器

张载的这个看法实际上是为儒家编排了一个新的道统。关于儒家的道统说并非由韩愈首先发明，早在先秦即已提出。比如《中庸》说：“仲尼祖述充舜，先章文武。”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豆道，二者皆法充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这是着眼于价值规范层面把光舜看作是儒家道统的开山祖。韩愈根据这些说法编排了一个传授系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河”。(《原道》)到了朱代，石介着眼于礼乐制度的创作层面，加上伏義、神农、黄帝三人，提出了十一圣人的传授系统，他在《复古制》中指出：“夫礼乐 刑政、制度，难备也久矣。始伏義氏历于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十有一圣人，然后大备矣……信可以万世常行而不易也。”(《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六)拿张载的道统说与前人的成说相比较，其理论特色突出地表现为两点。第一是站在神化之理的哲学高度，把儒家的道统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全面的外化化，同时包括物质生产的运作 、礼乐制度的设立、价值规范的建构三个层面。第二是着眼于历史的发展，把道统与人类文明的演进联系起来，看作是由简易朴略逐渐走向丰富完备，有创作者，也有继述者，到了孔子,才发展到最高阶段，集道统之大成。

张载的道统说是以《系辞》的制器尚象的思想为依据的。张载认为，“尚象则法必致用”，致用必先知神之所为，神即变化之道，圣人“能通其变面措于民，“因其变而栽制之以教天下”，因而所谓制器尚象就是一个明体以达用、由内圣发而为外王的动态的历史过程。缘即八卦的卦象，这是伏義仰观俯察，取之于糟粕”所首先创作出来的。糟粕是指太虚之气聚而为形器的天地法象，“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尔”，这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自然的无意识的存在。伏義画出八卦对容观外界进行模拟、象征和反映，“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把无意识的存在转化为人的自觉的认识，而知神之所为，所以伏義也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圣人，是圣人之学的最早的创作者。这种圣人之学以神明之德为内涵。

张载认为，“神明之德，通于万殊；万物之情，类于形器”。这就是说，神明之德由理一而通于万殊，由形上之道而达于形下之器，本身就是一个体用不二的逻辑结构。但是，此神明之德由体发而为用则必顺乎时，这就进人人文化成的领域，与人类文明创造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人类的文明创造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三个层面。人类必须首先从事物质文明的建设以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才能进一步去从事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因而神明之德虽为理一，其通于万殊者则因时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形态，由此而展现为一部薪火相续、层次历然的文明演进史。《系辞》所提出的五位制器尚象的圣人，就是按照这个历史演进的程序创造了人类的文明。伏義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创造了畜牧业。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末，末耨之利以教天下，创造了农业，接着又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创造了商业。黄帝、尧、舜在此物质文明的基础上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进一步创造了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张载的作者七人之说以及他对儒家道统的理解就是以《系辞》的这一段言论为依据的。他诠释说：

柔附于物，饮血菇毛之教，古所先有。(一作无有。)

天施地生而损上益下，故播种次之。聚而通货、交相有无次之。

鸿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备，尧舜而下，通其变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所以然，运之无形以通其变，不顿革之，欲民宜之也。大抵立法须是过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变法须是通，通其变使民不倦，岂有圣人变法而不通也？

君逸臣劳。上古无君臣尊卑劳逸之別，故制以礼，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木得如此，其文章礼乐简易朴略，至尧则焕乎其有文章。然传上世者，止是伏義神农。此仲尼道古也，犹据闭见而言，以上则不可得而知。所传上世者末必有自，从来如此而己。安知其间故尝有礼文，一时磨灭尔，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礼》则不过矣，可谓周尽。今言治世，且指尧舜而言，可得传者也。历代文章，自夫子而损益之，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不可加损矣。(《易说·系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