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他的礼学研究之中

张载认为，伏羲、神农之世为鸿荒之世，首先推行饮血茹毛之教，接着创造了农业和商业，此时食足而用未备，虽然也有文章礼乐，但是简易朴略，至尧、舜才逐渐完备。他曾说：“观《虞书》礼大乐备，然则礼乐之盛直自虞以来。古者虽有崩坏之时，然不直至于泯绝天下，或得之于此因，或得之于彼因，互相见也。”(《张子语录》)自尧舜而下以至于三代，发展而为《周礼》，就周尽完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孔子总结了历代的文章礼乐，全面地继承了《周礼》，所以成为道统的集大成者。但是，孔子井非圣人之学的创作者，而只是一个继述者。在《三十篇》中，张载依据孔子本人的自述，阐明了孔子知礼成性、进德修业的几个阶段性的进展：

三十器于礼，非强立之谓也。四十精义致用，时措而不疑。五十穷理尽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谓之至，故日知。六十尽人物之性，声入心通。七十与天同德，不思不勉，从容中道。

常人之学，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学行习察异于他人，故自十五至于七十，化而裁之，其进德之盛者与！

仲尼生于周，从周礼，故公旦法坏，梦寐不忘为东周之忘，使其继周而王，则其损益可知矣。

张载强调指出，“圣人亦必知礼成性，然后道义从此出，譬之天地设位则造化行乎其中”。“成性须是知礼，存存则是长存,知礼亦如天地设位。”“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举尽利之道而错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礼，《易》之事业也。”(《易说•系辞》)这是把圣人之学归结为礼学，礼学又本于易学，是《易》的时中之义见之于事业者。孔子作为圣人，也必须遵循“知礼成性”的程序，通过自十五至于七十的不懈的努力，才臻于德盛仁熟之境。就其思想的核心而言，乃是对《周礼》的继承。如果孔子能继周而王，就可以为万世开太平，但是孔子由于时之不遇，有天德而无天位，生活于东周礼坏乐崩之际，只能在洙泗之间修仁义，兴教化，以《周礼》为核心，从事为往圣继绝学的工作，以复兴作者七人所奠定的道统。根据这种思考，张载于是由易学的研究转人礼学的研究，对《周礼》极为推崇，认为“《周礼》是得当之书”，“学得《周礼》，他日有为却做得些实事⋯若许试其所学，则《周礼》田中之制皆可举行，使民相趋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谋人如已，谋众如家,则民自信”。(《经学理定》)张载在横渠教学，创立关中学派，就是学习孔于的榜样，继乐孔子之绝学，目的在于扭转当时“朝延以道学政术为二事”的偏向，立足于道统，用学术来干预政治，为万世开太平。他曾作诗表述了这种执着的心态。其《圣心》诗云：“圣心难用浅心求，圣学须专礼法修。千五百年无孔子，尽因通变老优游。“其《送苏修撰赴网》诗云：“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肖从此法相沿。生无定业田疆坏，赤子存亡任自然。道大宁容小不同，颛愚何政与机通。井疆师律三王事，请议成功器业中。”(《文集佚存》)因此，张载关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他的礼学研究之中。

张载的礼学实际上也就是易学。他根据易学的神化之理对礼的本质作了一系列的论证。他指出：

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天道篇)

知神而后能飨帝飨亲，见易而后能知神。是故不闸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者末矣。(《神化篇》)

生有先后，所以为天序；小大、高下相关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秋然后礼行。(《动物篇》)

礼器则藏诸身，用无不利。礼远云者，语其达也；礼器云者，语其成也。达与成,体与用之道，合体与用，大人之事各矣。札器不泥于小者，则无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盖大者器，则出八小者英非时中也。子夏谓“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谓尔。

礼器则在矣，修性而非小成者与！运则化矣，达顺而乐亦至焉尔。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昼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礼性之，非巴有也。故知礼成性而道义出，如天地设位而易行。(《至当篇》)

庸言庸行，盖天下经德达道，大人之德施于是溥矣，天下之文明于是著矣。然非穷变化之神以时指之宜，则或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易篇》)

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咋道矣。

礼即天地之德也。

礼非止著见于外，亦有无体之礼。盖礼之原在心，礼者圣人之成法也，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

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时中之义甚大，须是精义入神以致用，始得观共会通以行其典礼，,此则真义理也;行其典礼而不达会通，则有非时中者矣。礼亦有不须变者，如天序天秩，如何可变！礼不必皆出于人，至如无人，天地之礼自然而有，何假于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巴，此所以为礼也。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也，皆非也，当合内外之道。(《经学理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