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把儒家所服磨之礼提到天道性命的哲学高度进行系统的论证，为礼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儒学史上，把儒家所服磨之礼提到天道性命的哲学高度进行系统的论证，从而为礼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应以张载为第一人。仔细玩味张载的这些言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几个思想要点。

第一，张载认为，“礼本天之自然”，“礼即天地之德”。这是他的竖个礼学思想的总纲。所谓天之自然、天地之德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作为宇宙本体的太和道体的本性。张载以太和这个词来指称宇宙本体，主要是强调其整体性的和谐状态，但是这种和谐有尊卑大小之象，是一种有秩序的和谐。生有先后谓之天序，高下相形谓之天秩，此皆自然而有，不假于人。如果没有这种自然的秩序，宇宙就是一片混乱无序状态，而无法形成整体性的和谐，因而和谐是以秩序为前提的。

和谐者言其亲合，重在合同，乃万殊之一本。秩序者言其等差，重在别异，乃一本之万殊。“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此乃万殊之一本，表现为天地之仁，是一种有秋序的和谐。“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物而非仁也”，此乃一本之万殊，表现为天地之礼，是一种有和谐的秩序。因此，天地之礼自然而有，是宇宙的天秩天序，先于人而与天地同在，名之日无人之礼、无体之礼，而成为人类的制度之礼以及行为规范之礼的本源。

第二，张载认为，“礼所以持性，盖本出于性”。这是由天以及人，由外以及内，强调礼不仅本天之自然，而且本出于性，内在于人性的本质，是人性本质的外化。张载曾说，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人性的本质是仁与义的对立的统一。义以反经为本，经正则精，而合乎时措之宜，时措之宜便是礼，因而礼与义合，是人性本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就其表现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规范而言，礼是外在的，但就其“本出于性”“礼之原在心”而言，礼又是内在的，故礼既属天又属人，既内在又外在，其实质乃是通费天人、内外合一之道。学者有专以礼出于人，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告子专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这些看法之所以错误，就是由于制裂了天人、内外的关系，不懂得礼的实质，所以张载强调指出，"是故不闻性与天道而能制礼作乐者未矣”。

第三，张载认为，礼由礼运和礼器防个层面所构成，礼运是形上之道，礼器是形下之器，道为体，器为用，体者运于无形而语其达，用者凝聚为形器而语其成，体无不成，用无不达，故礼乃是一个体用相依的结构，也就是有无虚实之合一，道器达成之合一。但是,体为一本，用为万殊，一体之理通达大顺，原于天秩天序自然之则，其发而为万殊之用，则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分，有大器，有小器，有大德，有小德，所以在行为实践的过程中，用礼来修持心性，宰制万物，必须以体为统率，以用为从属，正确处理礼运与礼器之间的体用本末关系，否则，如果泥于器之小节，拘于庸言庸行之小德，而不能分变化之神，合时措之宜，就会陷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

第四，张载根据这种体与用的区分，着眼于明体，对礼下了一个哲学的定义，认为”时措之宜便是礼，礼即时措时中见之事业者”。这个定义把儒家的礼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理学家关于礼即天理的思想就是以这个定义作为理论基础的。先秦时期，孔子重视礼的内容实质，而反对追求形式，曾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把礼区分为“礼义”与“礼数”。所谓“礼数”，指的是礼仪条文。所谓“礼义”，指的是附着于礼仪条文上的象征性的功能，也就是为巩固社会秩序服务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淮则。《礼运》说：“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郊特牲》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张载把这种区分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考察，认为内容与形式之分，礼义与礼数之分，归根结底，就是体与用之分。就礼之体而言，礼即运于无形而无所不通的时措之宜，时措之宜也叫作时中之义或时义，而时义就是天理的本质所在。在《诚明篇》中，张载指出：“天理者时义而已。君子教人，举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还天理而时措之也。“所谓天理也者，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悦且通，则天下必归焉;不归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与继世之君也。”由此看来，礼就是圣人之成法，合乎天理，通乎人心，而为万事之本，用于人文化成的领域,则事无不顺，功无不成，使得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各种秩序能够像自然界的天秩天序那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人人悦服，天下归往，这就是由内圣开出外王，保合太和，为万世开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