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后天一一邵雍数学派，“尊先天之学，通画前之《易》”

邵维的《皇极经世书》，其理论特色表现为“尊先天之学，通画前之《易》”，突破了《周易》原来的框架结构，依据他所发明的先天象数重新编织了一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易学体系。朱熹对邵雍的易学体系极为推崇，他在《答袁机仲书》中指出：“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義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義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

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義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義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这种伏義所画之《易》，“是皆自然而生，淡涌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势，而天地之文，万事之理，莫不毕具，乃不谓之画前之《易》，谓之何哉？”“其曰画前之《易》，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非谓画前已有此图，画后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义也。若不识此而欲言《易》，何异举无纲之网，挈无领之裘，直是无着力处。”(《朱子大全》卷三十八)

邵雍的先天之学探索的重点是《易》之道，而不是《易》之书。邵雍认为，《易》之道先于《易》之书而有，是为画前之《易》。这种画前之《易》是宇宙生成的本源，存在于天地之问而为万物所遵循的客观规律，是一种自然之道。文王所作之《易》即今之《周易》，则是对此自然之道的一种主观上的认识和理解，加上了人为的因素，是一种适合于人的实用目的编织而成的符号系统，而非自然之道本身，故为后天之学。后天之学是由先天之学而来，先天是第一性的，后天是第二性的，先天明其体，后天明其用，先天之学为心法，后天之学则是心法所显现的外在的形迹，因而易学应以这种先天之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可以看出，邵雍的这个思想与汉唐以来通行的注疏之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注疏之学以《周易》的文本即《易》之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虽然也对客观存在的《易》之道有所发明，但是由于受到经传文字的束缚，特别是受到业已定型化的文王八卦次序和八卦方位的束缚，往往是局限于解说现成之形迹，曲意牵合，于难通之处强求其通，而不能由迹以明心，由用以见体，把易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哲学的层次。邵雍认识到注疏之学的这种缺陷，在易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伏義之《易》与文王之《易》这此全新的概念，目的在于把《易》之道与《易》之书明确地区分开来，扭转易学研究的方向，激发人们的哲学兴趣，去进一步探索伏義所依据的自然之道本身的问题。朱素正是因此而对邵雍的易学做了高度的评价，认为邵维所探索的先天之学、画前之《易》是易学的基本纲领，《易》中的第一义，如果不推本伏義作《易》画卦之所由，只从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说起，是不识向上根源，无着力之处，在哲学上便会落人下乘，而不能为易学确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实，关于画前之《易》的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周易》成书之时就己经作为一个易学的基本问题提出来了。《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卫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卦》也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这是头于画前之《易》的经典性的表述，说明八卦是伏羲观察了 天地、马昌、人物等自然和社会现象而后画出来的，它是对客观外界的一种模拟、象征和反映，存在于客观外界的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是第一义，卦爻结构乃是依此第一义而始成立，属于第二义。

在易学史上，一些超越了注疏水平而卓然成家的易学家，都普遍地关注画前之《易》的问题，追求向上根原的第一义，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时代思潮的不同，历史条件的差异，他们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成果却是个性鲜明，各具特色，比如有的侧重于象数，有的侧重于义理，有的说得法密，有的说得理透。虽然如此，所有这些支流别派都融会同归于《易》之道的滚滚长河之中，加深扩大了对阴阳哲学的理解，充实丰富了易学思想的宝库。这就在易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一致而百虑 殊途而同归的局面，既有同中之异，也有异中之同，因而如何恰如其分地处理这种同与异的关系，就成了易学史研究中的最大的难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