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后天一一邵雍数学象学派，表现易学的共性和个性，注重奇偶之数的变化的有序性

就朱代的易学而言，人们不满于汉唐注疏而转向于对画前之《易》的研究是一种时代的风尚，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名词概念而着眼于精神实质，可以看出，当时许至易学家都站在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与邵雍相类似的先天之学的思想。比如司马光在《温公易说》中指出，《易》虽为圣人所作，但非圣人所生。“《易》者先天而生，后天而终。”“夫《易》者，自然之道也。子以为伏義出而后《易》乃生乎，推而上之，邃古之前而《易》巴生，抑而下之，化世之后而《易》无穷。是故《易》之书或可亡也，若其道则未尝一日而去物之左右也。”这就是强调《易》之道与天地相终始的客观实在性，先于《易》之书而存在，易学应以此画前之《易》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苏轼在《东城易传》中指出：“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物较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方是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因而《易》的本质就是宇宙万物生生不包的自然运行的过程。这也就是所谓画前之《易》。

苏轼依据对此画前之《易》的研究，阐发了一套系统的易学思想认为，“天地位则德业成，而《易》在其中矣，以明无别有《易》也”。至于乾坤之类的卦象，则是圣人为了使人们便于理解而人 为地设立的，并非此画前之《易》的本身。周敦顾在《通好•精蕴章》中指出：“圣人之精，画卦以示；圣人之结，因卦以发。卦不画，圣人之精，不可得而见。微卦，圣人之編，殆不可悉得而闻。《易》何止五经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朱意认为，所谓精蕴，即“画前之《易》至约之理也。伏義画卦，专以明此而已”。这就是说，周敦颐的易学思想，也是对画前之《易》的一种研究和闸发。张载在《横渠易说》中指出：“《系辞》言《易》，大概是语《易书》制作之意，其言《易》无体之类，则是《天易》也。“《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所谓《天易》，即先天之学，造化即画前之《易》。

张载认为,这是《易》的本质所在，如果不识造化，不明《天易》，便无从理解《易书》制作之意。程颐在《伊川易传》中指出：“《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臣微无问。“所谓未形已见而至微之理，是为形而上，也就是画前之《易》;所谓已形已见而显著之象，是为形而下，也就是邵维所说的文王之《易》。程顾认为,人们应该把这两种不同的《易》区别开来，由用以见体，由显而知微，向上追求形而上之理，以画前之《易》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从以上的这些言论看来，邵雍的“尊先天之学，通画前之《易》”的易学体系，虽然因其一系列独创的思路和复东的推演，在宋代易学中显得风格奇特，与众不同，但是就其所研究的对象以及所继承的易学传统而言，却是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息息相通的。在《观物外篇》中，邵雍曾反复申言他对《易》之道的基本理解。

他说：《易》者，一用一阳之谓也。

一明一阳之谓道，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

道为太极。

太极，道之极也。

邵雍的这种理解表现了他的易学的共性，与其他的易学家相比较，可以说是亳无二致，完全相同。但是，由于象数与义理的殊途，各人所选择的学术思路彼此不同，由此而建立的太极整体观很不一样，这就表现了易学的个性。邵雍属于象数派，特别是注重奇偶之数的变化的有序性，企图通过一套数学推演的方法来把握《易》道的本质，所以他在《观物外篇》中又反复中言这种独特的思路。他指出：

《易》之数，穷天地终始。

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极。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

太极不动，性也。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器则变，复归于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