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法天，推天道以明人事，教导后世本着这种文化价值理想，去因时制宜，做成一番事业

如何论证人灵于物、圣灵于人，是宋代理学的主题。拿邵雍来与周敦颐相比较,周敦颐的论证主要着眼于道德，邵雍则主要着眼于智慧。周敦颐认为，在宇宙的演化中，人独得阴阳五行之秀而为万物之灵，具有与万物不相同的五常之性以及为善为恶的道德选择。这种道德属性就是人性的本质。圣人之所以高于常人，是因为圣人以诚为本，纯粹至善，完美无缺地体现了这种道德属性。邵雍与周敦颐不同，强调的是人的接受宇宙信息的能力。照邵雍看来，人虽为宇宙中之一物，但是人对天地之四象无不感应，人之目耳鼻口能够全面地接受万物之声色气味，其智慧比万物要高出兆亿倍，故为万物之灵。至于圣人的智慧，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能以一身之渺同天地之大，而不违不过，比常人要高出兆亿倍，故为人之至灵。

邵雍所说的圣人，指的是孔子。邵雍认为，孔子的智慧能尽三才之道，既知天时之消长否泰，又能以经法天，有所因革损益，善于处理体用权变之间的关系，经世济民，故可以为万世之法。就其与历史上的皇帝王伯所成就的事业来比较，五伯成就的是一世之事业，三王成就的是十世之事业，五帝成就的是百世之事业，三皇成就的是千世之事业，而孔子所成就的乃是由万世以至无穷的不世的事业。因此，孔子所立之经，既揭示了以往的历史发展所遵循的规律，也为木来的发展确立了水恒的万世不易的准则。在《观物内篇》中，邵雍指出：

孔子费《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光穿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辟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祖三皇，尚贤也。宗五帝，亦尚贤也。三皇尚贤以道，五帝尚贤以德。子三王，尚亲也。孙五伯，亦尚亲也。三王尚亲以功，五伯尚亲以力。鸣呼！时之既往，亿千万年。时之未来，亦亿千万年。仲尼中间生而为人，何祖宗之寨，而子孙之多耶？所以重赞尧舜，至禹日，禹吾无间然矣。

邵雍的这个思想，也就是蔡元定所概括的，“以皇帝王锅，《易》《书》《诗》、《春秋》，尽圣贤之事业’。“事业“是这个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词，本于《周易•系辞》“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指的是人运用自己的灵于万物的智慧，围绕着人本身的目的去进行经营制作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的文明成就。在宇宙的自然史中，由于缺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参与，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只有在产生了人类以后，才有事业可言。因此，所谓事业就是人类的文明史区别于宇宙的自然史的本质所在，也是邵雍的历史哲学所探索的重点。

照邵雍看来，孔子以前的人类的历史经历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四个阶段，这是既往之陈迹，已成之定体，但是其中体现了四种不同的政治原则，即道德功力，并且表示了一种由祖而宗、由宗而子、由子而孙的逐次下降的发展趋势。孔子为此而感到忧虑，立足于历史，着眼于未来，立了四部经典，由迹以明心，鉴往而察来，一方面阐明皇帝王伯演变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又重费尧舜，高扬了一种强调人事之用的文化价值理想。因此，孔子所立的四部经典，贯天人，通古今，与昊天同为一道，总的精神是以经法天,推天道以明人事，教导后世的人们本着这种文化价值理想，去因时制宜，做成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