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德功力为化者谓之皇，即以道为化而兼德与功力，着眼于尽人之圣。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政治，其特点为尚自然。

邵雍认为，以道德功力为化者谓之皇，即以道为化而兼德与功力，着眼于尽人之圣。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政治，其特点为尚自然。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指的就是这种政治。以道德功力为教者谓之帝，即以德为教而兼道与功力，着眼于尽人之贤。这是第二等的政治，其特点为尚让，先人后己，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周易•系辞》所说的“黄帝尧舜乘衣裳而天下治”，指的就是这种政治。以道德功力为劝者谓之王，即以功为劝而兼道德与力，着眼于尽人之才。这是第三等的政治，其特点为尚政，政就是以正正不正，除害以利民。

《周易•革卦》所说的“汤武革命”，指的就是这种政治。以道德功力为率者谓之伯，即以力为率而兼道德与功，着眼于尽人之术。这是第四等的政治，其特点为尚争，借虚名以争实利。《周易 •履卦》所说的“武人为于大君”，指的就是这种政治。此四种政洽与圣人所立之四经相配，以化教劝率为道者谓之《易》，以化教劝率为德者谓之《书》，以化教劝率为功者谓之《诗》，以化教劝率为力者谓之《春秋》。就其与昊天之四时相配而言，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天道之生物，虽亿千万年，无出乎春夏秋冬，生长收藏。人道之生民，虽亿千万年，无出乎皇帝王伯、化教劝率。时有消长，事有因革，非圣人无以尽之。由此说来，圣人之四府，《易》《书》《诗》、《春秋》，穷尽了天人之道，其中所阐明的政治原则也就成为经常不易之体，而开不世之事业于无穷。

邵雍通过这一番论证，把皇帝王伯确立为解释历史事件的思想框架，评价历代政治得失的标淮。他说：

七国，冬之余冽地。汉，王而不足。晋，伯而有余。三国，伯之雄者也。十六园，伯之丛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北五代，伯之传舍者也。隋，晋之子也。唐，汉之弟地。隋李诸郡之伯，江汉之余波也。唐季诸镇之伯，日月之余光也。后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观物内篇》)

这是认为，自孔子以后直到宋代兴起的一段历史，是在王与伯之间反复交错而呈现出一种有升有降的曲线图形，并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逐渐衰退。七国的政冶下降到伯的极限，汉代虽比王而不足，却也上升到近于王。晋代的政治属于伯的类型，但是其中有王的因素，伯而有余，比伯要高出一个层次。隔为晋之子，与晋同类而稍差。唐为汉之弟，属于近于王的类型，与隋相比，则是一种上升的趋势。其他各代，或为伯之雄，或为伯之必，或为伯之借乘，或为伯之传舍，均可归结为伯的类型。至于唐末五代之伯，有如日未出之星，大东兴起，则是旭日东升，晨星胥没，呈现出一种比汉唐盛世更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观物外篇中》，邵雍把这个思想概括为一个简明的公式：

所谓皇帝王伯者，非独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而巴。但用无为则皇边，用恩信則帝地,用公正则王也，用知力则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