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道德修养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揭示邵雍学术思想的基本倾向

朱烹对邵雍的这个思想做了详细的讨论，赞成邵雍所反对的原则，而反对邵雍所赞成的原则，认为“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其说出于老子，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教导他的学生且说“以道观性”前四句。朱烹解释说：

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志,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北。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忘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

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

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

又问：如此，则“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三句，义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耳。

日：若论“万物皆备于我”，则“以身观物”，亦何不可之有？(《朱子语类》卷一百)

从朱熹的这种解释，可以看出他与邵雍的观点上的分歧，分歧的关键在于朱熹主要是着眼于道德的修养，而邵雍则主要是着眼于理性的认识。照朱熹看来，道虽是自然的道理，却也是道德的本体，价值的源泉，为了进行道德修养，必须把道与性连起来说，一方面要以道观性，否则就不知其所本，另一方面要就己之性上来体认，否则就渺茫无据，如何知得这道。他举例说、“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验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礼”，礼是天底，自我验之，方知得”五礼有康”。根据这个看法，朱熹批评邵雍的“以道观道"的思想不仅“似老子”，而且“近似释氏“，“与张子房之学相近"，

”有个自私自利底意思”，同于杨朱之为我。因为邵雍所说的道只足指自然的道理，为阴阳之消息，天运之本然，是宇宙的本体，而非道德的本体，若以道观道，则与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主义的思想近似，一切皆付之自然、亡者自亡，存者自存，自家都不犯手，性与心身都不相管摄,这就无异于否定了人文价值、取消了道德的修养。朱熹认为，邵雍之为人神闲“定，极会处置生，但只是以"术”，而与圣人之知天命以理有差、方众人纷孥扰扰时，他自在背处，只是自要寻简龙间长活处，人皆害他不得。朱熹的这个批评看来过于尖刻，但是顺有见地，涉及如何处理道德修养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揭示了邵雍的学术思想的基本倾向，并不完全是对邵雍的误解。

实际上，邵雍虽然强调理性认识，却没有取消道德修养，反过来说，朱煮虽然强调道德修养，也没有忽视理性认识，只是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他们的思路和倾向存在着分歧。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歧由来已久，归根结底，是由儒道两家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同的思路和倾向派生而来的，具有十分深刻的哲学意义。一般而言，道家把天道自然置于首位，主张人事的运作应当效法天道，追求一种按照天道本来的面目去理解而不掺杂人为私虑的客观知识，儒家则相反，把人的道德价值置于首位按照人道的主观理想来塑造天道，主张尽人事即可知天命，企图援引这个被塑造了的天道来作为人道的价值的源泉，道德的本体。

道家和儒家的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上所说的追求“客观性”的哲学和追求“协同性”的哲学。(见罗带《哲学和自然之镜》)前者可称为科学主义，后者可称为人文主义。用罗蒂的话来说，追求客观性，使协同性以客观性为根据的人，可称为实在论者。追求协同性，把客观性归结为协同的人，可称为实用主义者。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两种哲学既有分歧,也有合流。不过就其合流的一面而言，其不同的倾向仍然清晰可辨。比如罗蒂是以协同性为主导倾向而与客观性合流，波普尔则是以客观性为主导倾向而与协同性合流。这两种倾向相互之间不断地展开批评，追求客观性的人批评对方蔽于人而不知天，追求协同性的人则批评对方蔽于天而不知人。这种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过分地强调人文必然会对事物的客观理解造成损害，而过分地强调科学也必然会使道德的权威受到削弱。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批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才能彼此促进，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进哲学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由此看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中国的哲人，也是西方哲人苦心孤诣探索的焦点，其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思路和倾问，植根于人类认识的深层的内在不盾，所谓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都有着合理性的依据，也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