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坟易》不可能是三皇的《易》吗？
《三坟易》中一个极其明显的内容是，山坟·连山易》《气坟·归藏易》中都确凿地展示了五行思想。在《山坟·连山易》中，“兼山物”一组卦象是:“兼山物、物君金、物臣木、物民土、物阴水、物阳火、物兵执、物象春。”此中包含有完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在《气坟·归藏易》中,八经卦的卦气主要是五行之气,五行之气及其功能是这样表述的:“天气归、地气藏、木气生、风气动、火气长、水气育、山气止、金气杀。”这里“地气"相当于“土气”。二《易》中五行的卦象、功用都完整明朗地展现着。在《气坟·归易》中,六十四卦里面有五十五卦含五行之气,而此中又有二十五卦纯粹是由五行之气构成,五行实际上已成了《气坟·归藏易》的主体内容。八卦本是法象天地万物,而《气坟·归藏易》中六十四卦的这种成分结构无疑是说五行之气是天地万物之气的主体,是构成六十四卦的要素。这显然不是《易》中原有的内容,因为《易》原本是讲阴阳之道的,而不是讲五行的,阴阳与五行原本是两个系统的内容。《山坟》和《气坟》所展示的五行思想表明,五行学说与《易》的结合在这里已相当深人。《山坟·连山易》的取象已经是“阴、阳”与五行结合使用:《气坟·归藏易》的六十四卦中有五十五卦含五行之气,它反映出五行之气是《易》卦的主体,它所展示的实际上已经是“五行易”的思想。由此可知，三坟易》远非三皇之《易》而且它的产生相当晚,大约是在汉代或汉代以后,因为《易》与五行学说结合的初始阶段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而二者的融合阶段则是在汉代。这里有必要对《易》与五行的结合历程作一简略叙述。
《周易》古经中没有出现五行思想，易传》中也没有出现五行思想。《说卦》在释象时涉及到具体事物如离火、坎水、乾金、坤地等的物象其实并非属于五行学说。这只是由于《易》与五行学说一样都是描述世界现象及其规律的思想体系,因而必然有相似的内容。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篇中,该篇所述是周初的事,阐述的思想却是商代的。而《洪范》中叙述五行并不涉及阴阳这一《易》学的思想。笔者所见的最早的把五行与《易》联结在一起谈的是孔子。在帛书《周易·要》的第四章中,孔子说了这样一段话:
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匆(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
但孔子在这里认为，易》中有天道、地道、人道及四时之道,就地道而言,它是水、火、金、土、木五行所不能概括代表的,地道的内容超出五行之外,所以用“刚柔”来概括。孔子的这一说法恰为先秦《易》中没有用五行思想作了证明。孔子的说法又表明,孔子认为五行只是属于地道的内容,而不是统揽三才的事物。《易》学与五行学说相结合的初始阶段应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管子·四时》篇中记载着一个有明显的融合痕迹的五行说内容: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赢而发出节时……以甲己之日发五政……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以丙丁之日发五玫……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土生皮肌肤，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春赢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静正严顺，居不敢淫佚……以康辛之日发五政……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以手癸之日发五政……
在这个记述中,五行与四季、五方、五政配合,而以五行说为基本框架:
东方:星、春、风、木、骨、甲乙。
南方:日、夏、阳、火、气、丙丁。
中央;土。
西方:辰、秋、阴、金、甲、庚辛。
北方:月、冬、寒、水、血、壬。
在这个框架中已容纳了《易》的思想内容。
其一,是四方称名:“东方曰星,西方曰辰,南方曰日,北方曰月。““日、月、星、辰”已作为四方名称使用。“日、月”与“南、北"统-，《说卦》中已有,“南离北坎”“离为日,坎为月"。这里它已由《易》与五行说都有的四方方位这道桥梁输人到五行说中。
其二,是四方之气:“东方曰风,南方曰阳,西方曰阴,北方曰寒。““阴、阳、风、寒”不仅成为四时之气的名称,而且已能生出五行:“风生木与骨,阳生火与气,阴生金与甲,寒生水与血。“这里,五行是由四时之气所生。而《管子·四时》又有论说:“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即是说,四时是阴阳大道的表现方式。可知,四时之气又是决定于阴阳的。因而这里已将五行思想纳人阴阳的范畴之下。阴阳观念作为《易》学的基本思想已经统一了五行。当然，易》学中的“阴阳”概念并非一开始就有,它最初应是“天地”。《易》说:“太极生两仪”“两仪"取象就是天地。十个自然数根据奇偶的分别来配两仪,因而被称作“天数”、“地数”。“阴阳"范畴应是“天地思想的发展,当两仪由最初的“天地"发展到为“日月"所取代时“阴阳"概念在《易》中也就取代了“天地"概念。阴阳观念的形成应是与《易》的发展相伴而行的,因为《易》是作为贯通三才之道的学问而存在的,而阴阳则是对三才的规律特征的括和抽象。《易》必须讲天地日月之道,而阴阳则是日月(古人说是天地所生)二象的基本功能表现。无论是“天地"还是“日月”,作为两仪的象征,它都是《易》学最基础的内容,因为两仪是八卦之祖,八卦是两仪之孙。春秋时代,阴阳观念已经成熟,它被用来解释天地间的各种现象,与五行的结合大概发生于这一时期。
其三,十天干作为记时工具,在这里也已与五行配合完备(土在这里虽没与“戊已”相配,但在后面的《五行》篇中已与“戊子"结合)。十天干在《易》中早已使用,如《易"巽》卦的“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蛊》卦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等。这里,十天干已被用于五行,只是它的阴阳属性还没有展开,只粗略地与四季阴阳搭配着,进一步的发展必然是与五行一道,分阴分阳。十干作为记时工具也很自然地成为《易》与五行结合的桥梁。总之,管子·四时》篇确凿地展示了《易》与五行在战国时期还处于结合的初始阶段的事实。
《易》与五行的结合在汉代出现了飞速发展。《周易》中的“天地之数”同五行结合起来,八卦爻位开始用五行思想解释,出现了《京氏易传》、《太玄》、《易纬》这类体现《易》与五行思想相结合的重要著作,成为《易》学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段。朱伯崑先生指出:“把《周易》中的数同五行联系起来,始于刘歆的《三统历》。以五行解释八卦的爻位始于京房。”事实上，京氏易传》本身就是一个五行学说与《易》学相融的杰作,而远不只是以五行解释交位,只是由于京房《易传》的散佚,残留给世人一个京房只用五行解释爻位的印象。扬雄的《太玄》更是一个以《易》与五行为基础,并企图凌驾于二者之上的体系。《太玄》在体例形式上模仿《周易》,在内容上吸收五行学的思想。五行数“九"成为《太玄》体例中的一个常数。扬雄在书中还专门作了一篇《玄数》阐述五行数理法则。《易》与五行的融合在汉代达到了全面进行的程度。汉代以后，五行与《易》逐渐融为一家。行至宋代,世人已不知五行与《易》各有源头,故而刘牧的河洛之学能泛滥蔓延。
由《易》与五行结合的历程可以看出:把五行思想运用于《易》中创立《三坟易》,这一思想的产生绝不可能早于战国时代,它的文本的写定理应更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