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对纬学的禁止，揭开了纬学式微的先声

纬学的兴盛一直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它往往通过制造一些政治预言,干预和参与政治。东汉末年,政治形势持续动荡,军阀林立,统一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就使纬学在政治上的依托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虽然不少政治势力仍然在利用纬学制造政治舆论,但这种做法往往也招致其他政治势力对纬学的反感或忌惮。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不少政治家仍然利用纬学制造舆论,谋求政治利益;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势力则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开始对纬学加以禁止,从而揭开了纬学式微的先声。

最早采取禁纬措施的是曹操。史载在他掌权时期“科禁内学”,曹操为什么要对纬学加以禁止,史籍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应该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时一些割据军阀往往利用谶纬的政治预言来制造舆论,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或篡权做准备,例如袁术就曾利用谶纬之言制造舆论,进而登基称帝。袁氏的这一做法在当时曾遭到了孙策的痛切责难:

世人多惑于图纬而牵非类,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荷以阿上惑众，终有后悔者，自往迄今，未尝无之,不可不深择而熟思。

孙策已经指出当时的政治家往往利用谶纬之书“比合文字”,制造舆论,从而“阿上惑众”。曹操的“科禁内学”,应该就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防范,有着很强的政治实用目的。在此之后,曹魏及西晋的一些学者则试图从理论上对纬学加以批判,“魏代王肃,推引古学,以难其义。王弼、杜预,从而明之”,应该说,这种批判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的争鸣,而更多地具有政治上的含义,试图配合政治的需要推倒纬学的体系。

然而,正是由于纬学可以被用来为政治服务,制造舆论,因此曹操的“科禁内学”并未有太大的成效,许多割据势力仍然热衷于用谶纬之说为政治的需要铺平道路。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国。在他登基之前,他的一些手下官僚及文人就利用谶纬之说来为他的称帝制造舆论:

议郎阳泉侯刘豹、青衣侯向举、偏将军张裔、黄权、大司马属殷纯、益州别驾从事赵花、治中从事杨洪、从事祭酒何宗、议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然、谯周等上言:“臣闻《河图》、《洛书》,五经谶、纬,孔子所甄,验应自远。谨案《洛书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会备,合为帝际。《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洛书录运期》曰:九侯七杰争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头，谁使主者玄且来。《孝经钩命决录》曰:'帝三建九会备。……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刘备就是在这样一种被纬学笼罩的氛围中接受了群臣的进谏,正式当峸朿⅓室屆业了皇帝。

饶有趣味的是,曹魏虽然自曹操已经“科禁内学”,但是他的属下仍然引用纬学来证明汉室将亡,天命将归曹魏:“侍中陈群、尚书桓阶奏曰:汉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非适今日也。是以桓、灵之间,诸明图纬者,皆言'汉行气尽,黄家当兴’。”而到了他儿子曹丕算汉时,左中郎将李伏上书,援引一位“长于内学”的姜合之言,宜扬曹魏代汉系天命所归,而辛毗、陈矫、陈群等人也上书,声称“考图纬之言,以效神明之应,稽之古代,未有不然者也”,而太史令许芝更是详细罗列曹魏代汉早已见于谶纬之书的“证据”,用以说明曹魏代汉之举系“河洛所表,图所载,昭然明白,天下学士所共见”,最后,曹丕终于依照谶纬书中所载的“符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从三国时期的这些政治现象可以看出,各种政治势力无论是对纬学的“禁"抑或“用”,实际上都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但由于纬学常常为不同的政治势力所利用,实际上已经给它自身的处境增添了许多的风险。一旦有一个政治力量掌握了实权,为了防范其他政治力量也利用纬学进行政治宣传,就往往会对纬学的流传采取限制和禁止的措施。这一局面一直贯穿于六朝历史的始终，如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后赵的石季龙(石虎)亦“禁那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前秦的苻坚也禁止“图谶之学",然而他自己对谶纬之学仍然十分迷信,据《晋书》卷 114 载,苻坚在淝水之战失败后,前秦政权随之瓦解,后来苻坚为姚苌所虏,姚苌向苻坚索求传国玺,称自己“次膺符历”,苻坚却斥责说:“图纬符命,何所依据?”认为姚苌根本没有纬学的依据,没有上天的征验,因此也就没有资格篡位。可见将坚本人也仍然相信纬学的符命之说。石季龙之禁谶纬,也应该有其政治的背景。比如有一种叫《易纬纪表》的纬书,其中就有“太白晕尾五色,不出三年,石季龙将刘宁寇没狁狄道"之语,石季龙之禁谶纬,可能就与纬书中这些政治性预言密切相关。因此石季龙、坚的禁谶纬行为也应该都是出于自身的需要。

南北朝时,南北双方的政权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禁纬的措施。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针对“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的情况,同样进行禁纬,所谓的会使民众“信惑妖邪”,也是害怕纬学会被一些政治势力加以利用来鼓动民众。到了孝文帝拓跋宏时所下的禁纬之令则说得更为明显:

困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困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

这篇诏书否定了谶纬之学出自孔子的传统观点,否认它们是“经国之典”,这是它的一个鲜明特色。不过孝文帝当时之所以对它们加以禁毁,却是因为谶纬之学“徒为妖邪所凭”即纬学会被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起义用来制造政治舆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因此要加以禁止。

南方的政权也同样如此,朱孝武帝刘骏大明中曾下令禁图谶,可是宋朝政权却也同样援引谶纬之书来为政治服务,如刘裕代晋时,声称“图谶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太史令骆达还特地陈述天文符瑞数十条,论证刘氏代晋的合法性。而孝武帝刘骏的禁谶纬,可能与竞陵王刘诞“征引巫史,潜考图纬,自谓体应符相,富贵可期”,因而图谋篡位有关。 而范晔等人亦曾以“谶纬天文,并有征验"为由,谋立刘义康为帝。齐高帝萧道成代宋时,亦言“象纬昭澈,布新之符已显,图谶彪炳,受终之义既彰,为禅代寻求理论依据;至于以齐为国号,则是根据谶书"金刀得刃齐刈之”的说法,故称国号为齐,“实应天命";梁武帝萧衍下令“禁畜谶纬”,可是在他代齐时,著名道士陶弘景曾“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令弟子进之”,特别有意思的是梁武帝本人实际上也对纬学极有研究，《梁书·武帝纪》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足见他本人对纬学颇为热衷;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亦“驰神图纬,研精爻画",甚至一直到梁武帝的从孙萧吉撰写《五行大义》一书时,仍然大量引用纬书,论证自己的观点,足见萧氏家族对纬学的研究渊源有自。因此,梁武帝对纬学的禁止,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而非对纬学抱有成见。而陈高祖陈霸先据说也“明纬候、孤虚、适甲之术”,其政治用心也自然是昭然若揭。

隋文帝杨坚通过篡夺自己外孙的政权建立了隋朝,他虽然在建国之初还声称自己是“应箓受图,君临海内”,与此同时亦非常忌讳别人同样利用进行政治宣传,因此在掌握政权之后,也同样采用禁纬的措施,史称“及高祖受禅,禁之逾切"。,然而当王劭“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时,隋文帝却将之“宜示天下",可见其禁纬也有其两面性,一切皆以政治需要为出发点。隋炀帝杨广更是通过一系列阴谋获得皇位,上台之后,他一方面打击异己力量,另一方面对纬学采取了最为严厉的禁绝手段:“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从而给纬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六朝时期统治阶层对纬学的态度来看,各时期的统治者对纬学是既利用,又禁止。由于纬学的政治色彩太浓,对政治的干预太深,容易为政治家和野心家们断章取义地加以利用,而这些人对纬学的利用往往是一时的宣传或政治的借口,当他们一旦达到目的后,为了防范他人对纬学的利用和发挥,又要采取禁止的措施，因此六朝时期的纬学命运多舛,加上纬学本身一些内容的荒诞不经,有其自身的致命弱点,这也为历朝的禁纬提供了口实。因此，整个六朝时期,纬学在政治上的境遇是每况愈下的,它靠依附政治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最终也给自己带来了接连不断的厄运，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