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儒家的人文情怀，坚持人伦规范，实现儒家的名教理想

邵雍的这个思想与司马光是很相似的。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总结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使后世的君主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是打破古与今的界限，把一切过去的历史都看成是现代史。在《迁书•辩庸》中，司马光指出：“古之天地有以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以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以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司马光的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主要是强调以孝慈仁义忠信礼乐为内容的文化价值理想古今无变。邵雍也是如此，强调历史并没有死去，“其人长如存”，“其事长如新”，蕴含着一种现代的意义，给后人启示一种人文的价值，这种人文的价值是古今无变的。

关于对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的解释，他们二人也是很相似的。在《观物内篇》中，邵雍指出：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伦之为道也。三代之世乱，未有不乱人伦之为道也。后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伦者也。后世之慕三代之乱世者，末有不乱人伦者也。自三代而下，汉唐为盛，未有不由治而兴，由乱而亡，况其不盛于汉唐者乎!其兴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国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噫！二道对行，何故治世少而乱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日：岂不知阳一而阴二乎!

最后的一句话表现了邵雍在历史的客观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消极情绪，与司马光微有差别。虽然如此，邵雍仍然是本着儒家的人文情怀，强调积极地发挥后天的人事之用，坚持人伦规范，尽最大的可能来实现儒家的名教理想。在《击壤集》中，他反复表述这种心态。其《先天吟》云：

先天事业有谁为,为者如何告者谁。若谓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归。眼前伎俩人背晓，心上功夫世英知。天地与身皆易地，已身殊不异庖酒。(卷十九)

其《天人吟》云：

羲轩光舜虽难复，汤武桓文尚可销。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巷十三)

所谓儒家的名教理想，并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个人修养的道德理想，其含义要宽泛得多，包括成己成人、内圣外王诸多方面，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想。在儒家看来，人不能脱高人群而孤立地生存，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因而个人的休戚穷达是与整个社会血肉相连的，只有当整个社会臻于太平盛世，才有个人的安乐可言。这就是儒家的人文关怀,也是所有需家的共识。邵雍当然也不会例外。其《太平吟》云：

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仰，劳者得其饷，死者得其葬。(卷十三)

其《安乐窝铭》云：

安英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康宁。(卷十三)

其《民情吟》云：

民情既乐，和气为祥。民情既忧，庆气为殃。祥为雨露，天下丰镇。殃为水早，天下凶荒。(巻十六)

其《君子饮酒吟》云：

父慈子孝，见友弟恭。家给人足，时和岁丰。筋骸康健，里用乐从。君子饮酒，其乐无穷。(卷十六)

由此看来，在邵雍的精神境界中，宇宙意识与人文情怀错综交织、形成一和育妙的结合，其所塑造的人格之美也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可执一而论，以偏概全。但是，就其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与主导倾向而言，仍然是高明有余而中麻不足庸道家的色调要重于儒家的色调，这是与他在为人为学上的自觉的选择分不开的。邵雍之学本来就是源于道教的传授系统，这对他的学术思想影响极大，毕生潜心于先天之学的研究，致力于以先天统率后天，因而他把观物之乐置于名教之乐之上，自是顺理成章。在为人方面，邵雍多次拒绝朝延的征召，以避免卷人政治斗争的漩涡，选择了隐居不仕的人生道路，这也使得他对道家的老庄情有独钟。他曾作诗多首表明了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