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相宅”记录,“卜宅”是盲目的,而“相宅”是主动的

从根本上讲，“卜宅”是盲目的,而“相宅”是主动的。从地理学史的角度来讲，三代时的人们已能“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据唐代孔颖达的考释:“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限,各有条理,故称理也。”《礼记·礼器篇》说，“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孔颖达对后一句的疏解是“地之分理各有所宜。”可见三代先民对自然地形、地质状况已有了初步的了解,懂得了地之高下各有所宜，这就为“相宅”准备了充分条件。

《诗经》是一部以反映周代史实为主题的诗歌总集，其中有不少内容就记述了周先祖如何根据地理形势“相其阴阳的。特别是公刘迁网的记载成为后世风水学者推崇备至的文献。《诗经·大雅·公刘》中的记载如下: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顺乃宣，·陟则在峨<小丘)复降在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宽广)原，乃陟南冈，乃观于京。

笃公刘，既薄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阴阳，翻居允荒。

不难看出，周氏族首领公刘为寻找一个好的氏族居住地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时而审视旷野时而登临丘冈，或相其阴阳，或观其流泉，最后选在岐山之下的廊(今陕西旬邑)。其选址过程告诉我们,周代的“相宅”程序基本上可概括为:

(1)“陟”-一即登临跋涉;

(2)“观”一即全面巡视，对比观察;

(3“度”一即实际勘测、衡量

在这种程序下所作的位置选择已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性表明周代人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已有了十足的长进。因此《管子·地员篇》中对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两句非常概括性的言辞:“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时，就地利”就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相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