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从历史文化和人类学角度对堪舆进行研究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
最早从历史文化和人类学角度对堪舆进行研究的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最初，中国的堪舆文化对于他们而言是完全陌生、难以理解的。
比如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曾于明代万历年间在华生活与传教，他过世后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将利玛窦的日记整理为《利玛窦中国记》(The China That Was)一书，书中这样描写中国民众借助堪舆择地的现象:“在选择修建公共建筑或私宅的地点以及埋葬死人的地点时，他们是按照据说地下的特殊龙头或龙尾或龙爪来研究地址的，他们相信不仅本家而且全城、全省和全国的运道好坏全要看这些地域性的龙而定....·.这些地师根据山水田地的相对位置而算定一块地的气运和吉凶，而他们的下算和观星家的占象是同样骗人的。”由此可见利玛窦认为堪舆同占卜、算命等都属于迷信，是荒唐而且无用的，将它与个人甚至整个家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更是无稽之谈。
同样将堪舆视为迷信的还有清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在著作《真正的中国佬》中，他将堪舆的含义总结为:“具体的地方有其独特的神秘力量和影响，这种力量自古而然，人们如果对于周围环境进行修饰变动，就会破坏环境中的力量，产生不良影响。” 他认为风水的禁忌和影响在当时已经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阻碍作用，甚至是在无形之中支配了整个中国社会老百姓的生活。
当然西方学者对堪舆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曾在香港居住 20 余年的德国传教士欧理德在其专门论述堪舆文化的著作《风水:中国自然科学雏形》(Feng Shui: or,the Rudiments of Natural Science in China) 中，提出了堪舆是中国自然科学雏形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堪舆呈现为巫术形式，但实际上是治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同时高延也认同艾约瑟和欧理德对于堪舆文化考察的成果，三人的成果在核心内容上是互通的。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著作《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中提到“中国人相信一个城市的命运深受该城廓形状的影响，他们必须根据与该城市形状非常相似的那种东西的特点对城廓加以适当的改造”。弗雷泽将堪舆归类为“交感巫术”中的“顺势或模拟巫术”，并认为巫术对于掌握者而言始终是一种技艺而无法上升到理论层面。弗雷泽对于堪舆的看法与马克斯·韦伯对中国科学技术巫术化倾向的总结有共通之处，也为思考明清时期堪舆文化神秘倾向愈发浓重的现象提供了一条路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 在《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und Taoismus)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任何种类的理性化，均朝着巫术的世界图像这一方向运动”，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堪舆成为“一种上层建筑的巫术性的“理性’的科学”®，虽然是中国古代地学知识的经验性总结，但也仅能提供实践技术指导，无法上升到科学理论层面。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仪式的分化”一章中分析了堪舆与中国东南地区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堪舆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堪舆当中阴宅风水“子孙蒙荫”的思维促使宗族当中有权力有地位的家庭，通过为去世的祖先选择风水好的安葬之地，“保证赋予死者的后代以恩惠”。作为丧葬仪式的重要部分，堪舆助推了宗族组织中的阶级分化,也成了维系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Civilization in China)中的“科学思想史”部分“伪科学与怀疑主义”这一章，单列一节讨论了堪舆的相关问题。李约瑟把堪舆与干支推命、占星、拆字等都归人方术范畴，并简要地梳理了风水发展的历史进程。但他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堪舆罗盘与指南针发展的关系上，也涉及了堪舆的美学价值层面，通过分析中国传统建筑的曲线灵动之美，反映堪舆顺应自然而非束缚自然的价值取向，以及堪舆造就的审美体验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往往习惯于用西方科学标准衡量堪舆文化，认为堪舆偏重实践，依靠经验积累，最多只能算是“准科学”，高延、弗雷泽、马克斯·韦伯、李约瑟都持此类观点。而弗雷德曼关注的则是堪舆文化作为一种技术或是工具，在中国东南地区宗族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作用。弗里德曼对于堪
舆文化的定位，影响了后来环境、建筑、规划等方面的堪舆研究.除了西方国家学者之外，日本学者也针对堪舆文化进行了深人的研究。日本约从公元 7 世纪前后开始受到中国堪舆文化的影响，堪舆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结合，在日本社会焕发新的生机，日本历史上多次国都选址都运用了堪舆理论。日本使用的堪舆名词与中国本土不同，中国民众俗称的“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在日本被称为“墓相”和“家相”，日本人更注重“家相”也就是借助堪舆进行住所选址和布置。
日本学者对于堪舆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方面。1931 年日本学者村山智顺在研究报告《朝鲜的风水》中总结了朝鲜地区堪文化的基本形态，并论述了朝鲜的堪舆文化与日本堪舆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