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舆文化中包含着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东方的堪舆理论和西方的环境决定论都承认环境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

19 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们已经关注到了堪舆文化中包含着中国人独特的自然观，比如欧理德注意到中国人普遍认为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并非完全不懂堪舆，理由是外国人选址修建的许多建筑意外地合乎“好风水”的要求，正是这种巧合促使他思考并发掘堪舆文化中包含的中国人对于自然环境的独特认知。前文提到的日本学者村山智顺在调查研究时注意到了中国与朝鲜堪舆文化当中隐含的自然观和地理观，并在报告《朝鲜的风水》中对其进行了描绘，还论述了以上观念与现代西方地理观的区别。

20 世纪 60 年代，对于堪舆理论中生态主义思想的研究在西方兴起。面对当时社会高速发展产生的诸多生态问题，西方学界普遍开始思考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和人自身的精神生态造成的伤害，生态主义思潮由此逐渐发展壮大。这一时期许多建筑学家发现了堪舆理论中包含的生态主义因素，并认为将堪舆引人建筑设计、环境构建将有助于改善当下的生态危机，如美国建筑学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的印象》(The Image ofthe Ciry)中提到堪舆文化对于中国人建立环境参照系的作用和堪舆文化平衡环境印象的生动性与实用性的示范效果。林奇认为环境印象的生动性和条理性是影响城市使用和美观的决定性条件，人们需要的是有组织、有象征性的环境印象。堪奥文化不仅构建了中国人对于周围环境的参照系，而且是“一种景观作用的复杂经验”。尽管林奇认为堪舆具有巫术性质，但它仍是值得专家们进行多种研究尝试的领域。

此类研究还有瑞典学者戈兰·艾吉莫(Goran Aijmer)在《论中国东南的堪舆》(Being Caught by a Fishnet : On Feng Shui in Southeastern China)中提出的中国堪奥择居理论是对社会和经济进行生态调整的媒介这一观点。美国学者斯蒂芬·J.本内特(Steven J Bennett)在文章《堪舆:一种中国的应用宇宙学》 (“Patterns of the Sky and Earth: A Chinese Science of AppliedCosmology”)中指出堪舆文化中包含着一种与西方科学传统截然不同的自然理念，即中国人平等对待自然万物的思想，他认为与其把堪舆译为“相地术”(Geomancy)，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涉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哲学--“宇宙生态5(Astro-ecology)。

韩裔学者尹弘基对堪舆理论中的生态主义思想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他在《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指出:“中国风水是为寻找建筑物的吉祥地点的一种景观评价系统。这种古老的中国系统不应该归类于或者是科学的，或者是迷信的。因为它同时包含有这两个部分”，并通过对黄土高原窑洞选址的实地调查，提出黄土高原很可能就是中国堪舆文化发源地的设想。在《堪舆中的自然意象》(“The Image of Nature in Geomancy”)一文中，尹弘基提出堪舆在东亚文化环境景观的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布局、村庄和坟墓选址而言，它是一门环境规划的艺术，在选择所谓“吉地”时具有非常复杂的评判标准，其中主要包含三种自然意象:拟人化、神秘化和脆弱性。这也是中国人对于自然生态的理解，这种理解促使中国人更加关注自然生态状况。在《环境决定论与堪舆:两种文化，两种概念》(“EnvironmentalDeterminism and Geomancy:Two Cultures，Two Concepts") 一文中，尹弘基对东西方的环境决定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首先，东方的堪舆理论和西方的环境决定论都承认环境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影响。

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环境决定论将人与自然环境看成是相互对立的存在，而堪舆将人和自然看作一个统一体，这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对于自然的不同理解。另外，在《中国早期的动态环境循环思想》(“An Early Chinese Idea of a Dynamic Environmental Cycle”一文中，尹弘基将《葬书》中阴阳二气化风化雨的过程总结为一个动态的环境循环过程，以此证明中国的环境循环思想是从堪舆实践中总结而来的。相比西方学者从满足环境和建筑设计的实践角度出发对堪舆生态价值的研究，尹弘基从堪舆文化的历史和堪舆理论人手，探究其中的生态思想，使研究更有深度也更加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