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治的外王思想，建构了一个民本思想的政治理念,而与法家的那种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判然有别

就政治运作的层面而言，蕴含于祭礼中的指导方针，实际上就是以正家为本的《关雎》《麟趾》之意，这也就是三代之治的外王思想的根本精神所在。关于这个思想，先秦的儒家已经做过许多论述。《礼记•哀公问》说：“吉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为政之本的这两个原则都是从家族关系中派生出来的。爱即亲亲，敬即尊尊。把尊尊的原则用于政治层面，就是尊贤。如果只有爱的一面，就会陷人“亲而不尊“的片面性，只有敬的一面，就会陷人“尊而不亲”的片面性，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

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从目的来说，无论是国家政治还是家族生活，都必须树立君父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地位，所以应该把敬放在首位。至于维护君父的权威地位的方法，则要反过来，应该把爱放在首位。敬着眼于建立秩序，爱着眼于加强和谐。由于政治的形势千变万化，问题的症结各不相同，所以如何处理此二者的关系，始终是政治运作中的一大难题。程颐在《易传》中，依据易学的变易原理，提出了“随时交易以从道”的思想，反复强洞，“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时之盛衰，势之強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为解决这个难题从方法的的度做了深人的探讨。

因此，程颐有时结合具体的形势者重闻明建立秩序的必要，有时又着重阐明和谐是维持秩序的根本。比如蛊卦象征乱时，程颐指出：“夫治乱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义正，在下者巽顺，在上者能止齐安定之，事皆止于顺，则何蛊之不治也?”坎卦象征险时，程颐指出：“若夫尊卑之辩，贵贱之分，明等成，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皆体险之用也。”解卦象征天下之难解之时，程颐指出：“夫天下国家，必纪纲法度发乱,而后祸患生。圣人既解其难而安平无事矣，时无所往也，则当修复治道，正纪纲，明法度,进复先代明王之治。”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程颐立足于中重于正的易学思想，着重阐明和谐的原则比秩序更为根本，并且针对着集权君主违反这个原则的错误行为提出严厉的警告。

比如他说：“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豫卦》传)“说而能负，是以上顺天理，下应人心，说道之至正至善者也…人君之道，以人心说服为本，故圣人赞其大。”(《兑卦》传)“为上至诚以顺選于下，下有孚以说从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于邦国也。若人不说从，或违排事理,岂能化天下乎?”(《中孚卦》传)“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独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诚而已⋯⋯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盖亦有焉；如齐之田恒、鲁之季氏是也。然得为大吉乎?得为无咎乎，”(《萃卦》传)“上下之交不以诚，其可以久乎?其可以有为乎?”(《升卦》传)政治运作的这两个指导原则，也就是整个社会政治系统的组织目标，君主行使权力，必须服从这个目标，如果目标没有达到，以致风俗败坏，政洽动乱，君主应该反躬自省，引咎自责，不可推卸责任。

观卦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程颐解释说：“九五居人君之位，时之治乱，俗之美恶,系乎己而已。观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则是己之所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则是己之所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我生，出于己者。人君欲观己之施为善否，当观于民,民俗善则政化善也。王弼云：观民以察己之道，是也。”程颐援引王弼的说法，强调君主应该自觉地承担责任，通过民风民俗考察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这就建构了一个民本思想的政治理念,而与法家的那种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判然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