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易学哲学除受筮法中卦爻象的变易、卦气说和封建的伦理观的局限外，还在于他区分阴阳变易之理和阴阳变易之事

此是说，阴阳二气成为事物的体质，便为刚柔。刚柔既分,各有定体，不能改变,所以称其为本。至于刚变为乘，柔变为刚，如昼夜相互流转，此是就变通说的，如《系辞》所说“变通者趋时者也”，因时而不同，此即流转为用。意思是,刚的可变为柔的，但刚作为刚，柔作为柔，其本分是不能变的。昼夜之象可以转化,但昼夜之本质却固定不移。按此说法，阴阳流转属于现象领域，定位不移属于本质领域。又其解释孔子说的夏礼殿继的观点说：

因字最重。所谓损益者，亦是要扶持三纲五常而已。如秦之继周，虽损益有所不当,然三纲五常终变不得。君臣依旧是君臣，父子依旧是父子,只是安顿得不好尔。圣人所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时之远,春后必当是夏,夏后必当是秋，其间虽寒暑不能无缪戾，然四时之远，终改不得也。(《语类》卷二十四)

是说,就人类社会生活说，盛哀消长，流行不已，如同四时的变化一样，寒署相替，但三纲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却永如远不能改易，如同四时之顺序一样，不能改易。此亦是定位不移的另一说法。如其所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世”(《文集•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一》)可以看出，朱旅所说“阴阳有个定位底”，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对立面的分位、不可改变。在朱熹看来,事物皆具有阴阳两重性,甚至其阴阳又各生阴阳，但阴之所以为阳，阳之所以为阳，其木质则是对峙的、不能转化的。个体事物中的阴阳现象，反复流转，生生不已，但阴和阳的性质和关系，即阴阳之理是不能转化的。就天道说。气候的寒暑可以转化、但春气吸，冬气寒,此种规定，则不能转化。就人道说，君臣父子可以转化，但臣忠于君，子学于父,此种规定，则不能较化。事物的阴阳性质，作为其质的规定性，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将其片夸大，认为永恒不变,则转化为谬误。其阴阳定位说，又是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新形式。

总起来说，朱熹关于事物变化法则的论述，其讲阴阳流行，由于看不到从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过渡，则陷人了循环论;讲阴阳对待，由于将对立面的性质凝固化，又陷人了定位不移说。循环论和定位不易说，已见于邵雍和程颐易学，朱熹做了进一步阐发。这两点,后来都是遭到辩证法家王夫之的批评。朱熹的易学哲学所以不能突破这两点，除受筮法中卦爻象的变易、卦气说和封建的伦理观的局限外，还在于他区分阴阳变易之理和阴阳变易之事。其论”一阴一阳之谓道”说：

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阴阳都乃道也。若只言阴阳之谓道，则阴阳是道。今日一阴一阳，则是所以循环者乃道也;一国一辟谓之变，亦然。(《语类》卷七十四）

此种解释本于程颐说，区别阴阳和道，以一阴一阳往复循环之所以然，即其循环之理为道，即其所说“此理即道也”(同上)。道和理属于形而上的世界,阴阳属于形而下的世界。他说：

一物便有阴阳，寒暖生杀皆见得是形而下者。事物虽大，皆形而下者，尧舜之事业是也。理虽小，皆形而上者。(《语类》卷七十五)

这是区别阴阳变易之事和阴阳变易之理。关于这两个世界的关系，他说：

其形者则谓之器，其不形者则谓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盖阴阳亦器也,而所以阴阳者道也。是以一阴一阳往来不息，而圣人指是以明道之全体。(《文集•答丘子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