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繁街生息的时期，也酝酿了卜筮预测的体系化发展

距今4000年前灾难性气候之后的干凉环境之中,正是商人繁街生息的时期，也酝酿了卜筮预测的体系化发展。

整个商代，商人的社会组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商代形成了明确的世系排列，也就是说整个部族的首领继承制已确定下来。其次频繁地向南迁徙以及由此产生的与诸多部落和酋邦的交往，使得其内部的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商国家的建立是成汤在位之时。

成汤是先商时期最后一位先公，也是商族历史上第一个由酋邦首领摇身一变而为天下共主的商王。作为早期国家的商，具有若干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有特点，其最显著的就是其王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或者说王权的建立和巩固始终是在宗教观念的掩护之下完成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概在戎事之外，商人所注重的便是祭祀了。殷甲骨文中保存有相当丰富的商人祭祀方面的材料，由这些材料可以知道，商人遍祭诸神，祭祀的对象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河流山川等自然神，也包括其祖先和旧臣以及设有“帝廷”的上帝，其中尤重祖先神。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商人对于诸位先祖的祭祀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其中最完备者莫过于周祭制度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正是“风水”阴宅思想甚于阳宅的根源。以此促发了“风水”中禁忌思想的出现,并使这种精神寄托成为现实生活的规范形成了营建活动中的鬼神思想。

同时期,北方的姬周族文化与来自西北方向类姜族文化相互结合发展壮大加上吸收先进的商文化，周人开始迅速发展，并最终取代了原先占据关中东部一带的商文化。华夏民族的称谓也应与周相关”，夏周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中国文明的初始。“风水”的核心内容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被缔造的.

周人对商人的神本主义也有所改造，强调了“保民”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对于天帝与鬼神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减轻。而是进一步将“敬天”与“保民结合在一起，认为自己的统治是受自于天的，而天只会将治理天下的大命传授给有德之人，故而统治者必须“敬德”。这就是周人的“天命论”的核心。他们把上帝的权威更加放大，将“天”作为明辨是非，超越世俗的主宰。周初统治者经常提到的“天命靡常”3、“天命不于常”“。很明显，天意总是与民情、民意保持一致的，动态变化又有依可寻。这一整套思想就奠定了对天命的可知性和可改变性，因为通过德行可以探察天命，通过改变行为也可使天顺应民意。这就奠定了卜筮走向正规化与系统化，对事物因果的观察和德行的总结，成为一种事物发展预知的依据。这种预测观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所以“风水”不仅仅是一种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也是动态变化为未来发展面服务的预测系统，这就街生出“风水”对已形成环境的评价依据就是预测未来发展状况。而“易”就是“风水”文化的母体。即使流传至今，风水流派不计其数，但是无论门派、方法，无论形势或理气，其核心思想都是对“易”的形态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