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取象本无一定之规可以固执之以为典要，故历代易家对河图取象另赋新意

《周易》取象本无一定之规可以固执之以为典要，故历代易家对河图取象多依自己研究的对象另赋新意。如丹家取内层一、二、三、四及中央五等五行生数作为人体小宇街模型，说明炼气还丹之术(三五与一图)。《金丹四百宇序》日：“以东魂之木，南神之火，北精之水，西晚之金,中意,之土,是为攒筷五行。”东三为木为魂，彖元神;西四为金为晚，象元精。东三木与南二火合而为五,西四金与北一水亦合而为五,中央意士自为一五，是故，《周易参同契》云：“五行错王，相据以生,火情销金，金伐木荣。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五行错王，其本在于阴阳，丹术则为铅、汞、龙虎、精神。阴阳相匹配，铅汞得混成，龙虎相吞吸，精神归于一。故“本之但二物兮，末乃为三五”(同上)。三五与一，全在中五意念导引。一者，一气而已。五行生克，一气流行，始终相街，神化不测。放〝三五与一"，既为天地造化至精至妙之理,亦为丹家至宝至玄之功。天道七、八、九，六周流手外，还归于土，即三五与一国所谓“九还七返,八归六居〝(同上);人道“三五与一”，复归于一-气。以人道承平天道,大宇宙小宇宙息息相应，是河图丹术模型亦深含天人相应之理矣。

王船山认为河因取象于三才之道。他说：“河因中外之象，凡三重馬。七、八、九、六•天也;五、十，地也;一、二、三、四，人也。”(《周易内传发例》)天包地外，人得位于天地之中，故七、八、九、六处图之外围，取天道阴阳之象。“七、九，阳也;八、六,阴也”,故“立天之道，阴与阳俱焉者也。至于天，而阴阳之数备矣”(同上)。五、十处图之内，取“地半于天者也，故其象二”(同上)。一、二、三、四处外内之间，取“人成位于天地之中，合受天地之理数，故均于天四象”(同上)。王氏认为：“太极图以象著天地之化也’,河图“以数纪天地之化也，可言皆化也”(《思问录外篇》)。在他看来，太极图与河图，尽管构图的方式不同，但都属于宏观的宇宙动态模型，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刘蔚华先生在《中国哲学》第六期上发表的《谈易数之谜》,认为河图数体现的正是天圆地方的关系,他说：“河图从外到内共有四层数;第一层是6.78.9,其和为 30;第二层是12、3、4,其和为 10;第三层是 10,第四层是5,若以中数5 为正方形边长，其面积为 5²=25，正好是全部内层(第二、三、四层)数之和。若以这一正方形的边长为半径画圆，其周长按‘径一周三’的古圆周率计算：(圆周长=2T9)2×3x5=30;这正好是河图外层 6+7+8+9=30，在天圆地方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圆出于方而大于方，所以天能覆盖九州大地。这正是古人常说的‘圆中容方,天覆地载之象也’。”如果将此说再配以河图早数就具备的方位、四季、五行，那么河图便成为一个日地间四维时空模型图了。

二进制进人易数，严格说来属于近现代的易数，许多文章都宣传二进制来源于《周易》，辗转相传，儿成定论，其实是靠不住的。郑文光先生在《中国哲学»第二辑发表的《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天文学思想》一文认为二进位制“远在三千年前的《周易》就有了” ，引用的例证却是元代俞琐《易外别传》中的月窟天根先天图,收在《道藏•太玄部》。其实可供援引的史料还可以推到北宋邵康节的一系列先天图表,收在南来朱察《周易本义》，直到(说卦》“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也只不过是战国晚期的思想，并不是与(周易》同生俱来的。

何况先天图的八卦方位和次序，六十四卦方位与次序，其直接的数学依据是邵康节的加一倍法•并不是二进制。不仅邵康节不知道二进制，南朱以后的元明消代都不曾有人提到。清代学者焦循是以研究易数著称的易学家，也未曾提到二讲制为何物。隔墙之花岡可摘，牛竞不是本园械。莱布尼法创造二进制究竟是受到先天图的启发，还是得到先天图的印证，这本米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明便是受到启发,那么启发物与创造物之间也不能随便画等号，更何况先天图系统是朱代易学完成的，它的萌芽尽管可以追湖到战国晚期，但萌芽形态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一种数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