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论《周易》：儒家理论的系统，全体就是这样的一个骗局
郭沫若论《周易》
郭沫若(1892~1978)，号鼎堂，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及革命家。1914年赴日本学医。“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文艺工作。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被国民政府通缉，参加南昌起义。加人中国共产党。1928 年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字研究。1937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撰写史剧、史论多种。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 、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等职。生平著述已编成《郭沫若全集》。
郭沫若同志对《周易》研究有素，且有新见解。
《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篇，作于 1927 年，收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又有《周易之制作时代》一篇，作于 1935 年，收人《先秦学说述林》与《青铜时代》两书。前篇偏重分门别类，子以分析;后篇偏重历史考据。
前篇大部分很精彩，小部分存在可以争论的一些问题。
精彩部分有：一、郭老一开头便敢于断言：“《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这座殿堂一直到 20 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秘的幽光。”“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他指出，八卦有二重的神秘性，“一重是生殖器的秘密，二重是数学的秘密。”由于“后人要使儒教增加神秘性，要使儒教的典籍增加神秘性，要使典籍中已经够神秘的《易经》更加神秘性，所以不能不更抬些偶像来装饰。”如《易传》作于孔子，《易经》成于圣人，这样“乌龟便成了神物。”文王、周公也不过和乌龟一样。郭老明认八卦是生殖器的秘密，在他之前有钱玄同，在他之后有松文甫等。这一点可见他们的胆识都是超越前人的。
二、郭老看出《周易》从正确的辯证法到错误的折中主义，从变易到不易。他认为：由于八卦的基础是建立在男女两性的象征，所以《周易》的观念就根本是阴阳两性的对立，一切事物都由这样对立而成，如《易经》说的吉凶、福福、大小、远近、内外、出人、进退、往来、得丧、存亡、生死、泰否、损益，等等，宇宙是充满了这样的矛盾。这些是相反相成的，就这样生出变化的，所以说：“易者变易也。”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但是《易》的作者更进一步，就不能不错误了，在支配阶级“想保持支配权的恒久”，就要一成不变，那就只好强调“中道”“中行”，这“就是一切的事都要无过无不及，在上的不妨迁就一下，在下的应该顺从。 多的不妨施舍一点，少的应该安分守己。”“于是乎而一切都静止了，辨证法也就死灭了，所以说：“易者不易也。’这一‘不易’下去，于是乎鬼神及鬼神的代身便永久支配着世界。”《周易》结果成为折中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而“这三个主义结果只是一个。”“儒家的根本义也就在这儿。”不但这样，郭老还更大胆、更科学地说了一段话：“儒家理论的系统，全体就是这样的一个骗局。
它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我们中国人受它的支配两千多年，把中国的国民性差不多完全养成了一个折中改良的机会主义的国民性。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改头换面地表彰着儒家的理想，想来革新中国的社会......有意识地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一般新儒家与变相的新儒家都在此“骗局”中。这不仅在旧中国有人如此，在新中国也有人如此，即在将来也难免有人如此。郭老此时有此认识，真是太可贵了!三、他能面面俱到地分类：于生活的基础方面，分为渔豽、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于社会的结构方面，分为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于精神的生活方面，分为宗教、艺术、思想等。此外还有辩证的宇宙观、辩证观的转化、折中主义的伦理、《大学》《中席》与《易传》的参证等。用一多先生于1941 年写的《周易义证类纂》也分为经济、社会、心灵、余录四大类，每一大类再分为若干小类。把《易经》分类，可使读者看起来比较便当。郭、用二老的分类，也是各有特色的!
存在问题部分，如：一、在孔、墨二子的比较上，大多数学者都肯定墨子比孔子先进，郭老独持异议，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学者，如老子、杨子、庄子、韩非子的思想多少都带革命性，孔子是折中派;只有墨子是保守派。这样评价，是墨子不仅不及孔子，就连杨、朱等也不如了。但这还不够，郭老到了下文更进一步地骂墨子“这一派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也正因为“完全是反革命派〞，“结果敌不过进化的攻势...终究消灭了。”郭老为什么这样看，这是由于他同许多人都只看到官方而未看到民间，不知这只能说墨学消灭于官方而兴盛于民间。儒家思想有利于官方，故为官方所提倡;墨家思想不利于官方，故为官方所严禁。
因此，墨家多不得不转人地下，从公开活动到秘密活动，如它流为伙客义士的到处为人打不平，起义农民的提倡“等贵贱、均贫富”，组织秘密会社，出现俠义小说戏曲，重视慈善公益事业，人民重守卫反侵略，等等;而在文化人当中，也仍出了许多尊墨者，从汪申、路德、孙诒让、曹耀湘、谭嗣同、染启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越来越多。关于这个问题，我正在作《儒墨斗争史》等文详论之。二、郭老对儒家思想，也以此篇敢于有所批评为正确;自此以后，他便越来越尊孔崇儒了。三、考据也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如《易》与孔子是否有关系的问题，郭老在前篇，承认孔子研究过《易经》是实在的，对于《易经》发过些议论也是实在的。《论语》“五十以学易”的“易”是《易经》，读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到了后篇，却很明显地标出“孔子与《易》并无关系。”以“五十以学易”的“易”为“亦”，读作“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并引汉碑为证，而说：“第一项的根据便完全动摇了。”当然，前后有所改变也是正常而不足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