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易学——观察自然现象是否正常,究明天人之际，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吕氏春秋》“法 天地’，“顺四时”，“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也是要建立一个贯通天人的思想体系。它以十二纪为纲，搭了一个架子。每纪的纪首是该月的月令，记述当月的季节、气数、天象、物候、农事、政令、宗教祭祀，并与相应的五帝、五神、五行、五方、五色、五音、五祀、五虫、五味、五脏、十二律及十天千相配合。而且按照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特点，将四组论文配属于四季之下。如春天生育万物，其论文的内容即讲养生;夏天主发育长养,其论文的内容则讲教育和音乐;秋季主肃杀，所以其论文的内容即讲用兵和刑罚;冬季为一岁之終，万物收敛潜藏，其论文的内容则讲生死存亡之道。如果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和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合乎天时，就会对自然界有所帮助;如果不顺天时，就会引起自然界不正常的变化,招致灾祸。实际上，这是以“天人相通”的原则，建立了一个以五行为支柱、以阴阳二气的运行为内容，时间与空间相配合,天地人一切事物皆包含其中的宇宙间架。

汉武帝初年，淮南王刘安(前 179~前 122)也招纳“宾客”，叫他们写了不少书,其总集名为《淮南鸿烈》，简称《淮南子》。《淮南子•时则训》几乎完全接受了上述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世界图式,而又加以发展,同样是企图建立一个贯通天人的自然哲学系统。

几乎与此同时，童仲舒为了给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提供理论根据，也吸取了战国以来的明用五行思想、以明用在四时四主中的运行言天道，并将此天道费的于人生、政治、社会全面活动之中，以建立天人费通的庞大思想体系。又將(公羊春秋》加以特别解释，组织到这个思想体系之中，借以说明他所认为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秋序及其变化规律。照他虚构的世界图式，宇宙是一个有机的结构，天和地是这个结构的轮廓，五行是这个结构的问架，明阳是这个结构中的两种势力。

从空间方面说，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这五种梦力,好像是一种“天柱地维”，支持着整个宇宙。从时间方面说，五行中的四行,各主一年四时中的一时之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而土兼主四时。当阴阳二气运行到某个方位的时候，它们就与原来主持这一方位的某一行，合力并功，形成某一季节。如阳气运行到东方，与木结合，形成春天，生长万物;运行到南方，与火结合、形成夏天,养育万物，如此等等。同时，这个世界图式,也包含人类在其中，天人是相通的。天有什么，人就有什么；人有什么，天也就有什么。比如天有阴阳，人有哀乐,事有德刑;天有五行，人有五脏，行有五事;天有四时，人有四肢，情有喜怒哀乐;天有昼夜寒暑，人有明味刚柔等。总之，人是天的副本,宇宙的缩影。这就叫作“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阴阳义》)。既然天和人是同类的，凡同类的东西可以互相感应，那么天和人也可以相互感应。所以人的意识和行为，可以引起自然界的异常变化;人君喜怒赏罚得当，世治民和，可以使寒暑得时，风调雨顺。相反，赏罚不当，可以使寒暑不时，灾害四起。也就是说，人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引起天时节气的变化。反过来，天时现象的异常变化，也预示着人事要出大问题。

因此，观察自然现象是否正常,究明天人之际，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据《汉书》记载,汉宣帝(前128~前91)时,丞相丙吉(?~前 55)春天外出，看见一帮清道的人打群架，死伤了不少，他不问不管。后来看到有人赶着一群牛，牛大口喘气,吐着舌头,他却十分关心。当时许多人不理解，有的讥笑他。在今人看来，丙吉好像很残酷，不人道。可是在古人看来,丙吉却是贤明的宰相。因为在他看来,牛喘说明天太热,而当时的季节不应该如此，这就是阴阳失常。阴阳失常说明国家将要发生大事，可能会有伤害，所以丙吉特别重视。这就是西汉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趋势。孟喜、京房的“卦气”说正是在这一贯通天人的大趋势下的产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