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学与《周易》：医家在战乱年代与疾病斗争中获取的治疗经验

约在公元 1115 年，女真族占领北中国，建立了金帝国，同时,宋王朝被迫南迁,于1127 年建立南宋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随后，又由于北方蒙古族兴起,先后灭金、灭南宋，于1279年建立了统一的元帝国，前后约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金元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战乱频仍，人民颠沛流离。饥饱失时,加之劳役过重，因而普遍体质虚弱，抗病能力极度低下，导致疾病流行。当时的医家在与疾病做斗争中,大大丰富了治疗经验，从而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性的医学理论。特别是在当时社会上唯物主义思想和改革风气的影响下，认为〝古方今病不相能”，主张根据实际创立新方。号称“金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各自根据医疗实践,创立了各自的学派,形成了空前的学术争鸣,从此医学理论为之一新，医道为之一振，并给后来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张、李、朱四大学派的产生，是与当时社会环境分不开的，但有的人却忽视了这一客观实际，认为四大学派的产生与“五运六气”的周期性有关，即所谓“凡六十岁为一周”的“大司天”理论。如清末阽懋修说：“•…仲景之用青龙、白虎也,以其所值为风火也;守真(刘完素)辟朱肱用温之误，申明仲景用寒之为已效方三一承气也，以其所值为燥火也;东垣(李泉)以脾胃立论,专事补脾者，以其所值为寒湿也。丹溪(朱震亨)以知柏治肾，专事补阳者，以其所值为燥火也。”(《世补斋医书》)这一说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令以上诸家学说主张与“大司天"周期相一致，也只是偶合，并无必然性。况仲景既有用青龙、白虎的,也有用四逆、理中、真武的，按“大司天”说，岂不成了“风火”与“寒湿”同时当值了吗?不然,又将做何解释呢?

客观地分析,应该说，金元四大学派的产生,来自他们各自的医疗实践，而医疗实践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如刘、张、李三氏虽都处于北方，又都值战乱频仍之际，但具体情况却各不相同。刘、张二氏医疗活动的时间相差不远(刘公元 1120~1200年,张公元 1151~1234 年)都值烽烟四起，社会动乱,急性热病流行之际,故刘氏在其实践中认识到六气致病以火热居多，主张用寒凉药治疗，成为寒凉派的代表;张氏推崇刘氏学说，并根据自己在实践中以外感病居多的特点，临征治疗主张以攻邪为主，成为攻下派的代表;李氏则较晚出 (1180～1251年)手刘、张二氏，当时的实际是，人们在长期战乱中，饥饱无常,劳役过度，以内伤疾病居多。他曾在《内外份排惑》中与道：“大抵人在围城中，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月，胃气亏乏久矣。”这就是他以内伤疾病为主，专重脾胃的由来，因而成了补士派的代表;朱震亨(1281~1385 年)的医事活动在元代,时间最晚，且在南方(浙江义乌即金华)，地方较富庶，又少战乱,人们生活较安定，但在这种情况下,也难免“温柔之盛于体，,声音之盛于耳,颜色之盛于目,馨香之盛于鼻”(《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而导致相火妄动,病阴虚者多,故主张治疗以滋阴为主,成为滋阴派的代表。于此可见，以上四大医家的不同学说，都是来源于他们各自的医疗实践,也就是说,他们的学说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来，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直到现在，仍受到广大中医工作者的推崇。但是,他们毕竟是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各从一个侧面去南述一个方面的理论。因此,对四大家的不同学说特点,必须容观地分析和理解，取各家学说之长，因人因病制宜地研究和运用，才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反之，如果从主观认识出发，或宗刘而非李，或扬张而抑朱，都是十分有害的。

另外，以上四家,虽是在各自的医疗实践中创立了各自的学派,然其学术思想莫不洲源于《灵》《素》,取法于天地。如刘完素云：“夫医教者，源自伏義，流于神农,注于黄帝……本乎大道，法乎自然”，也就是“天人相应”的思想，并认为这一思想是《易》与医共有的。“易教体乎五行八卦”，“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其本源则归于一致。张从正也每用《易》理解释医理，如论人身则分天、地、人三部，以符《易》之三才;论方则取《易》“方以类聚”之义，申言五方用药各殊;论三消则曰：“八卦之中,离能烜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论证“三消当从火断。”(《儒门事亲•三消当从火断》)李果则按《易》“仰观俯察”“取物比象”之法，提出“人形象天”的命题,认为“人摄生防病，必须效象天地,法则阴阳。”朱震亨则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又以“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格致余论•相火论》)之象和“吉凶悔吝生乎动’之《易》理，认为“人之疾病亦生乎动，动之极也病而死。”(《格致余论•房中补益论》)于此可见,刘、张、李、朱四大学派的学说主张虽各有不同,而其思想渊源则又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