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药法阴阳 明辨四气五味 脾胃为元气之本

用药法阴阳明辨四气五味

药物作用,虽然千差万别,分析之，不出四气五味，归纳之，可概括为阴与阳两类,其作用趋向，则又有升降浮沉之别，这都可以自然现象类比推理中得到解释，并能在医疗实践中得到验证。如谓：“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天之阴阳也。

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者，地之阴也。此地之阴阳也。”(《汤液本草 •东垣先生生药类法象》)这就是将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气与天之六气、三阴三阳和春夏秋冬四时类比;药之酸、苦、甘(淡)、辛、咸五味与地之五行和生长收藏的变化类比。并以“轻清成象，本乎天亲上〞，“重浊成形，本乎地亲下”之理，进一步解释药物的具体作用。例如茯苓气薄，乃阳中之阴，所以有利水、泄下的作用;麻黄味薄，乃阴中之阳,所以麻黄有发汗而升上的作用;附子气厚,乃阳中之阳，所以能发热;大黄味厚,乃阴中之阴，所以能泄下;粥淡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茶苦为阴中之阳,所以清头日。这样以药物的气味厚薄分别属阳属阳，亲上亲下来解释其作用，虽是渊源于《内经》，但经李氏的阐发，,则更加鲜明，更加具体，而且更富于实用性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这样分析和说明药物的实际作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脾胃为元气之本

李氏从“人肖天地”思想出发，以土在“四象”“八卦”中的方位类此脾胃在人体的中心地位和重要作用。如谓“易曰：“两仪生四象’，乃天地气交，则八卦是也。在人则清油之气皆从脾胃出，营气营养周身，乃水谷之气化之世。”(《脾胃论•胃虚脏腑经络无所受而俱病》)说明了脾胃的重要性。而脾胃乃元气之本，“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论 •卑胃虛实传变论》而牌胃损伤，元气衰弱的主要病机为“火乘土位”，著饮食失节，怎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 、忧、恐，损伤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由此可见，脾胃是根本，脾胃无伤，则元气充足，有害的阴火(指由元气虚所致的火，用以区别阳性的实火)得以敛藏，人即健康无病。反之，“脾胃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同上)人因之而病，此即李氏重脾胃，贵元气的思想理论基础。

同时他还认为脾胃功能在于阳气的升发，阳气升发,脾胃就健运，否则，脾胃就虚弱。如“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故当用辛甘之药滋胃，当升当浮，使生长之气旺。”(《脾胃论•脾胃胜衰论》)又如他对张洁古的枳术丸用荷叶包饭烧为丸之理解释说：“荷叶之一物，申央空虚，象震卦之体，震者动也，人感之生足少阳甲胆，甲胆者风也，生化万物之根蒂也。”(《内外伤辦•辦内伤饮食用药所宜所禁论》)很明显，他对处方用药是很强调升发的。特别是有名的“甘温除大热”的理论，也是从“补其中而升其阳”出发的。如谓“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其代表方为补中益气汤,方中参、芪、术、草及当归、陈皮皆辛甘而温，以升理脾胃之气;又以柴胡、升麻辛甘微寒之品佐之，以泄火热,所谓“惟当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泄其火则愈矣。”(同上)除药物治疗外,还强调平时调摄保养，要求“远欲”和“省言”。他说：“安于淡薄，少思寡欲，省语以养气，不安作劳以养形，虚心以维神，寿天得失,安之于数，得失既轻，血脉自然和谐,邪无所容,病安增剧?”(《脾胃论•远欲》)尤其是“省言”，还可以保持精、气、神三者的协调。因为“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脾胃论•省言箴》)故一个健康的人，必须“积气以成精，积精以全神。”其方法是“必清必净”，“切宜省言”(同上)。总之，以保全元气为第一要务。而保养元气除主要重视调养脾胃之气外，还须“远欲”“省言”以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