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份，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系辞》反复强调，《周易》是一部“冒天下之道”，“炎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的神妙著作。用现代语言来说，《周易》穷尽一切规律，体现绝对真理。那么，为什么《周易》有如此神妙的功用呢?《系辞》的回答是：《易》有圣人之道，《易》见圣人之意，质而言之，《易》乃圣人之作。

对《系辞》的圣人作《易》，近世论者多据《系辞》中有关仰观俯察的文字，认为其符合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系辞》的确是把认识的来源基本上归之于客观世界。但问题还有另一面，这就是作《易》的圣人(无论是伏義、周文王，还是其他的什么人)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换言之，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逐渐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还是对无限的客观世界达到了穷尽一切的认识!当我们用上述尺度考察《周易大传》的圣人作《易》说时，就会发现，这是一种认识上的绝对论。《系辞》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

《易》有圣人之道…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份，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类辞句表明，《周易》穷尽一切真理，是因为作《易》的圣人“聪明睿知神武”，穷尽一切真理。可以说，《周易》与圣人一体;《周易》即圣人，圣人即《周易》。更能说明问题实质的是《系辞》下面一节文字：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这是《系辞》对《周易》及其作者——圣人无以复加的赞美之词。孔颗达说：“言《易》道宏大，故圣人用之所以穷极幽深而研敷几微也。”(《周易正义》)深，理之未显;儿，动之奥妙。二者均指事理之深微。“极深”和“研几”，简言之就是“知几”。

《系辞》说：“知儿其神乎”，就兼指“极 深”和“研几”。根据《系辞》的说法，圣人“知几”与平常人的认识活动显著不同。一是穷尽一切事理之精微神妙;二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系辞》说的“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前者可称之为“知几”的绝对性，后者可称之为“知儿”的神秘性。这样看来，圣人一方面作《易》以“冒天下之道”;另一方面又 用《易》以“极深而研几”。

圣人和《周易》几乎同体。圣人因《周易》以“见意”“通志”;《周易》因圣人而“藏往"~知来”。它们都“无思无为”，又都穷尽一切真理。 《周易》是“神物”，圣人是创造“神物”的“人”。

这一切说明，作《易》的圣人不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是，任何现实的人，而不是观念中的“人”，他或他们的认识活动都要从对具体的客观事物的感知开始，而且带有局限性;他或他们不能无思无为，因为现实中没有超越思维活动的思维主体;他或他们也不能穷尽一切真理，因为现实中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是无穷的。只有承认人的认识局限性、相对性，才能肯定作为认识主体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否则，便是超现实的绝对的“人”。

因此，《周易大传》中所称领的仰观俯察的圣人，立卦作《易》的圣人，极深研几的圣人，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超现实的神。有关圣人仰观俯察，立卦作《易》、极深研几的一切赞美之词，都是在制造圣人崇拜、宣扬圣人崇拜。这种圣人崇拜本身是迷信，而《周易大传》制造圣人崇拜却是“理性”的产物。《周易大传》的基本部分编撰于战国晚期，这正是先秦理性思潮由高涨向集权政治归附的阶段。这时，理性思潮动摇神的绝对权威 、肯定人的主体价值的基本主题，渐渐表现出向君主权威归附的倾向。在这样时代背景下，《周易大传》的作者承担着势必“两难”的任务：用理性精神来解说筮书《周易》和向巫术迷信中注人理性精神。筮书《周易》中的神与理性精神中的人共同制约着《周易大传》作者们的思维路径，可他们却走出一条“两全”的道路：方面承袋着筮书《周易》的某些神学内容，一方面注人了理性思潮弘扬主体精神的某些思想。于是在神与人的杂糅中产生了畸形的圣人。因此，这种圣人崇拜以歪曲认识来源，否定思维活动，夸大认识能力为内容，而以圣人“认识”能力绝对化为核心。《周易大传》的圣人“知几”说实质上是殷周时期天神崇拜的衍变。

这种圣人崇拜，可以说是准神学意义的“天人合一”。它以“人”的认识能力绝对化为核心，适合历代封建统治者树立王权的政治需要，因而为封建统治者所宣扬、所利用，以至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甚至以圣人之言作为推论的前提，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习焉而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