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传》的“保民”，没有突破儒家重民的局限，保持着西周以来的传统特色

有可久之德，创可大之业者，非圣人而何?这正是君子崇德广业的最高极致。可见《系辞》所谓“贤人”是在位之有德者。《坤•文言》说：“天地闭，贤人隐。”此言天地不交、上千阳塞，君豆不合。当此之时，有德之贤者，隐居而避福。此贤人指曾经在位因时乖而隐退的有德者。把《系辞》和《文言》合而观之，则知它们所谓“贤”重在有德，体天地之德，知时事变化，而不同于墨子、孟子所谓之才能之士。

其次，《颐•蒙》说“圣人养贤”，《大畜•象》说“养贤”。《彖》传所说的“贤”不同于《系辞》《文言》，当指不在位之才能之士。但，关键在一“养”字，“养贤”与“尚贤”不同。对此，高享说：“圣人之于贤人及万民，亦应其时而养之，故贤人能献其力，万民能乐其生。如失其时，则贤人隐，万民苦矣。”(《周易大传今注》)可见《彖》传所谓“养贤”，是养之使不隐，不同于墨子所谓说“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象》传不说“尚贤”“尊贤“而说“养贤”，可能与战国后期的养士之风有关，如战国四君子之养士，充作僚属、食客。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周易大传》的“养贤”与春秋战国期间的尚贤思想互不相涉，但应该说，它并不属于春秋战国期间由墨翟、孟输代表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尚贤思想。这是因为《周易大传》的作者们在政治上还企望着西周时期宗法制的模式。他们的理想社会是天子“建万国，亲诸侯”(《吡 •大象》)，“作乐崇德，段荐上帝，以配祖考”(《豫•大象》)，“省方观民设教”(《观•大象》)，“治历明时”(《革 •大象》)，“制度数，议德行”(《节•大象》)，以期达到“万国咸宁”(《乾 •彖》)。这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宗法时代神道设教与礼治结合的政治观念。在这种观念下，《周易大传》的作者们只能摭拾一些当时流行的“尚贤”“养贤”的词向，而不可能提出真正意义的尚贤主张。

基于此，我们就可以对《周易大传》的“保民“思想做进一步的具体分析。《周易大传》的容民、保民、畜民、养民，“振民育德”，“劳民劝相”，是要求君主以德保民。这是西周以來，统治阶级“敬德保民”“民 为邦本“思想的继线，体现着偶家爱民、重民的思想传统，是春秋战国期间民本思潮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特色是以自然比附人事，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君民关系比附为自然界大地和万物的关系，或者比做池水与岸士的关系。它认为大地以厚德载物，君主应以博大的胸怀容保万民。然而这种比喻并非“保民”思想的全部和实质。容民保民的目的是使民治民。《兑•彖》说：“兑，说也⋯⋯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

这是说，君主和万民之间如何像两个相连通的泽水那样思想情感相互沟通，那么人民群众就会竭尽全力为统治者效力。可见，《周易大传》的保民思想和西周以来渐次发展起来的民本思想一样，以爱民重民为手段，到使民治民为日的。所谓“民为邦本”不是在政治生活中以民为主，给人民以权力，而是在君主统治人民的前提下，把人民看作政权的基础，要君主重视人民的作用，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德政、教化、礼洽甚至情感上的沟通，比较温和地、妥善地处理君民关系，由取得民心，以使用民力，以维护其统治。由此可见，《周易大传》的“保民”，没有突破儒家重民的局限，保持着西周以来的传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