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相通，不仅体现在中医理论方面,而且在临征治疗中亦多妙用

辨证施治，能圆能方

所谓“方”，就是医者立法处方要有严格的法则;所谓“圆〞，,就是在有法则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好此匠人缺器离不开规矩准绳一样，但大匠海人，能使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在同一规短指导下，不同的匠人，其制成品的技巧，有高下、工拙之别。同样,医者治病，虽遵守同一法则，但能不能因变制宜，则疗效的大小、有无,也各不相同。故张氏有当守方和不必守方之议，如谓“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景岳全书•新方八略》)这并不意味着立法制方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说既要有一定的法则，又要因病制宜,灵活运用。所以一方面‘意贵圆通，用嫌执沸”(同上);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圆通，没有一定的组方法则,也会陷于杂乱无章。圆通与坚持原则是辩证的统一,“圆通中不可无执持”，“执持中不可 无圆活”。但是，“圆活宜从三思,执持须有定见”(同上)。只有能方能圆，方是一个善于用方的医者。

张氏的《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基础上体现了在原则的基本上见圆活，在圆活运用上又不离原则的精神。如补略论补阴、补阳，要“阴中求阳”和“阳中求阴”;论和略则“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具体运用则有“火动者忌温煖,血动者忌辛香，汗动者忌疏散，神动者忌耗伤”。攻略又有攻气、攻聚、攻血、攻积、攻痰等法各殊，还有“真实者暂宜解标，多虚者只宜求本”。对“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又当的其权宜…之用”。认为并非“某经某药不可移易”“其运用之权⋯自有伸缩之妙”，不必“脑柱鼓瑟，以限无穷之病变”。寒略则认为“黄连清心,黄芩清肺，石斛、芍药清脾，龙胆清肝，黄伯清肾……•是亦胶柱法也”。就药物气味言，气味轻清宜清上，气味重油宜清下，“然火之甚者，在上亦宜重油;火之微者,在下亦可轻清。”也是不能拘泥的。热略则有以散兼温，以补兼温，以行兼温的不同,各有所宜,亦各有所忌,施治不可不市。对配伍亦有很大的技巧，如附子补阳之力大，“但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我甘草之类,皆以制其刚而济其勇。”因略、固略诸方也是说的因势利导辨证而施。总之,要因病制宜,既不拘泥，又不失章法，能方能圆，全在医者。《易·系辞》云：“化而栽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说明凡事善于化裁，变通的重要性,而辨证施治，制方道药，乃人命所系,岂不更应当如此吗?

综上所述,医与《易》相通之处是很多的,特别是《易》的先天学，是医与《易》的共同理论基础，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理论以及河图洛书具阴阳之象，列五行生成之数等，都是重要易学理论基础，也是中医学的说理工具和思想方法。一部古典中医理论基础书一《黄帝内经》，就充分利用了这些理论，尤其是阳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介宾编著《类经》，在医《易结合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故叶秉敬日：“余所序者,谓其注〝《内经》而并著医易。”为了进一步融会医《易》理论，又著《类经图翼》及《附翼》，既“拾以图”又“翼以说”，使之“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而公之于人”(《类经·序》)。其中《医易义》一文就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和精辟独到的认识,说明了医《易》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谓“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故日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

医《易》相通，不仅体现在中医理论方面,而且在临征治疗中亦多妙用，如”一分为二”，“交通不居”思想以及开間、动静、升降等理论都渗透到临床各科的辩证论治中,大有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之妙用。故氏云：“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兼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拔一寸之机，发千钧之弩。”(《类经附翼·医易义》)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