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创造的历法是“火历”，其次是阴阳合历，最后战国时期的四分历

中国古代历法有一个层次清楚的发展过程。虽然我们不知道最开始人们是如何认识天象、把握时令的，但是根据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出，古人首先创造的历法是“火历”，其次是确立于尧时期的以观象授时为特点的阴阳合历，最后是成于战国时期的四分历。

中国古人根据天象确定农事活动的时间次序，最早注意到的是“火”而不是太阳、月亮。“火”亦称“大火”，《夏小正》传文中说“大火者心也”，也就是说，“大火”是指后代所说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按《左传》的说法，古人是“火纪时焉”，是以观察心宿的出没规律来制定历法。主管这项工作的官员是“火正”。《国语·郑语》中有“黎为高辛氏火正”的记载。

火历是极其原始、疏阔的历法，它的特点是不具备后世制定历法的那些基本原则，只凭对天象进行直观观察。它只观察大火(心宿二)的显隐行止，面不理会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行情况，因此它没有年月日的概念，不知道春夏秋冬的区分。这种历法能够解决的时间问题只是寻找农事生产活动的周期，以大火的昏见作为一个新的农事周期的开始，按照后来的历法术语来说，大火昏见就是火历的岁首。

《尚书·尧典》中记载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帝日，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在这个时期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阴阳合历。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重视。第一，提出了闰月与四季的问题。第二，指出一年包括三百六十六天。按孔颖达疏:“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为六日，是为一岁有余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这正是《周易》筮法中所说“五岁再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日之期”的历法上的依据。

因此，《周易》筮法的产生应该在尧时或尧以后。综上，《周易》筮法产生年代大致是在从尧直到商末这样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里。一方面由于资料不充分，无法进行更加深人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周易》筮法的产生本身就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不是哪一年哪一人所能创设出来并流行于世的。所以，对其产生年代上的判断不可能过于具体。

大体上估计，原始物占大约盛行于中国有文字记载以前，物、数并用时期大约是在黄帝至尧这一时期，九筮开始流行是在尧以后，也就是所谓的“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周易》筮法最原始的形态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出现的，是九筮中的一种。夏易《连山》、殷易《归藏》的占筮方法，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周易》筮法肯定不同，大概也是九筮中的两种。

至西周初年，《周易》一书问世，九筮中的一种被改造成与之相配并行的筮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筮法。因此，我们估计，《周易》筮法的产生虽然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是它的最后完善则是在商末周初。九筮出现在《周礼》一书的记载中，可以说明，在周初，虽然《周易》筮法作为官书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九筮还没有最后失传。

应该说明的问题是，数字卦向卦画的演变，可能也是在周初。一方面，考古资料表明，这一时期存在着成熟的数字卦，另一方面，《周易·春官·太卜》记载:“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日《归藏》，三日《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由此推论，可能这是一个二者并存的转变时期。

到孔子作《系辞传》时，这一转变过程早已完成，而对于周初易的变化历程古人已不甚了解。孔子在说明《周易》一书的产生时间时，就是用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这样的推测语气，说明他已经不敢对这一问题下定论了。所以孔子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是因为对周初卦象变化过程的不了解，基于他所见到的现实，错误地认为是卦象的产生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