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命通会》明清时期非常著名的一部算命书籍，那么《三命通会》与《五行精纪》是什么关系呢？
《三命通会》是明清时期非常著名的一部算命书籍,关于本书的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有一番很重要的分析:《三命通会》十二卷,原本不著撰人姓名,卷首但题育吾山人著。《明史·艺文志》有万民育《三命会通》十二卷,与此本卷数相合,惟以“通会”作"会通"为稍异。今考世所传《星学大成》专论五星者,为万民英所撰,已著于录,此本专论子平,亦出民英之手,《艺文志》盖因育吾山人之号,误以“民英”为“民育”。又“通会"二字传写互倒,遂有不同,其实即此书也。自明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几于家有其书。……皆能采撮群言,得其精要,故为术家所恒用…..
《四库全书》所收的《三命通会》为编修程晋芳的家藏本。此本的具体来历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它“不著撰人姓名",应该不是该书的早期刻本的情形。根据我们的调查,《三命通会》一书现存有明代万历年间的刻本,该本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均有收藏。万历本《三命通会》前有序,署名为“万历六年戊寅季秋吉日,前进士楚江易水育吾山人万民英书”,万历六年为1578年,这应该是万民英此书的完成时间。而万历本《三命通会》刻于万历年间,应该是本书最早的刻本,可见在《三命通会》一书中万民英本来就已经自署其名了。后来由于《明史·艺文志》记载错误,给本书的作者问题增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现在我们看到了万历本《三命通会》,可以证明四库馆臣对《三命通会》作者的考证是正确的,关于本书作者问题的讨论应该说已经可以平息了。
万民英的生平情况,在现存的明代典籍中记载并不多见。四库馆臣曾概括诸种材料,称万民英字育吾,大宁都司人,嘉靖庚戌进士,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出为福建布政司右参议。这些论述已经勾勒出万民英生平的大致情况。
万民英的《三命通会》是明清时代最重要的算命类典籍之一。
据万民英自序所言,他在撰写《三命通会》一书时,“博求古今之书,凡语及阴阳五行,生克制化,有关星命者,必深探其源头所以然之理”,《三命通会》最为人称道之处,是引用了大量的算命文献材料,“引据赅洽"。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列举的那样,《五行精纪》引用过的许多文献在历史上早已失传,但是在《三命通会》中还有所引用。正是因为《三命通会》引用材料非常丰富,故为当时及后来研究命理之学者所重,据四库馆臣所言,“自明以来二百余年，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几于家有其书",足见该书在明清时期的普及程度,至今也仍然是研究八字算命者所必备的参考书,可见该书在命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那么,《三命通会》为什么能够引用这么丰富的文献资料,它的“史源"又是来自何处呢?
最早注意到《三命通会》与《五行精纪》的关系的学者,应是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文献学家叶德辉。叶氏在写于1920年的《旧抄本宋廖中五行精纪跋》®(《郎园山居文录》卷上)一文中说:
《五行精纪》三十四卷,旧抄本题清江乡贡进士廖中撰，后有周必大跋,知其字伯礼,连举未第,盖与益公同乡人也。
余向读明人万民育《三命通会》,见其引据赅洽,多唐宋人不得之书,窃疑诸书明时大半失传,按之官私藏书目,十不存一二,何以万氏独得见之?后见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载有宋廖中《五行精纪》三十四卷,卷第与《三命通会》相同(此据《图书集成·艺术典》所收足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止十二卷),检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二阴阳家类有其书,明陈第《世善堂书目》亦载之,唐顺之荆川《稗编》中往往引及,是明时其书尚通行,意揣万氏必以此为蓝本,而不得一见以证实之。正拟向瞿氏借抄,忽于上海书肆插架中见有牙签标此书名,亟取翻之,卷与瞿目同,因以饼银十四圆购归,逐一细读，乃知万氏《三命通会》果袭此书而成,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见此书,故称万书采摭群言,得其精要,殊不知此书在南宋时固已择焉精而语焉详也。书中引古书五十七种,虽术数家言,真伪杂出,然皆六朝唐宋人旧籍,传疑传信,通知星命之学者自能分辨之。至其中所引两宋名公贵人四柱五行,核以宋人集中诸人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家传以及说部中所载者,大抵相同,是其确凿可凭,非等于向壁虚造也。书中阙文讹字既无他本可校,转借《三命通会》参考,得释其疑,是万氏于此书有无形之功,不得以其蹈袭雷同而等于《太玄》覆瓿矣。庚申冬十月小雪南阳叶德辉记。
叶氏确实是独具慧眼,很早就意识到《三命通会》丰富的引证材料必有所本,而且怀疑《三命通会》是沿袭《五行精纪》而成。后来他读到了《五行精纪》一书,证实了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肯定,万民英本人是读过《五行精纪》一书的。《三命通会》卷七曾言“观《五行精纪》、《兰台妙选》、《三车一覧》、《应天歌》等书”,万民英在《星学大成》卷一“夜贵人诗”的注文中也引用了《五行精纪》,皆可证明他本人确实读过了廖中此书。因此在他的《三命通会》中借鉴和利用《五行精纪》的相关讨论,应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如果我们把现存的《五行精纪》与《三命通会》加以对照,确实可以发现,《三命通会》中的大量讨论实际上是来自于《五行精纪》一书。如卷一的“释六十甲子性质吉凶”的大量讨论实际上是据《五行精纪》卷二之“释六十甲子性质"及“择六十甲子吉凶例”而来;卷一“论五行”的部分实际上是抄自《五行精纪》卷七《论五行》(上)和卷八《论五行》(下)的相关内容;卷三论“天乙贵人”的绝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抄自《五行精纪》卷十四的“论天乙贵神”等等。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许多《五行精纪》所引用的书籍之所以能够在《三命通会》中还有所引用,正是因为这些内容是直接抄自《五行精纪》一书的结果。而且在抄写过程中,《三命通会》还存在许多抄漏或抄错之处,拿万历本《三命通会》与《五行精纪》相比,就可以看到《三命通会》存在的文字上的错误比比皆是,很有必要根据《五行精纪》的相关内容加以订正。
搞清了《三命通会》与《五行精纪》的渊源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四柱算命学说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许多在《三命通会》中详细讨论的算命理论,实际上在南宋时代或之前就早已经存在,并达到了相当细致的水平。因此我们对许多算命理论的认识,就不能把它们仅仅看作明清时代才出现的内容,而是要追溯到南宋甚至更早,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算命理论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五行精纪》是现存最早一部总结四柱算命理论,并且有比较确切的撰写年代的典籍。由于本书引用了五十多种算命书籍,保存了众多早期算命理论的珍贵材料,对于我们了解南宋中期以前算命学说的思想及其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明代重要的算命典籍《三命通会》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正是沿袭自《五行精纪》的有关讨论。因此,在对中国古代算命学说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时,《五行精纪》将是我们揭开中国古代算命理论发展脉络的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算命学说史的相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