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数术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交流---以朝鲜半岛为例

中国是古代东亚文化圈的中心地区,其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古代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数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以朝鲜半岛为例,朝鲜半岛也有丰富的数术传统,并与中国古代的数术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1925年在朝鲜平壤南部的乐浪遗址曾出土过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数术用的西汉式盘的残片;另外,据《宋书·百济传》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向刘宋王朝“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当时宋文帝都一一准许;而《周书·异域传》亦称百济“解阴阳五行,……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可见朝鲜半岛亦很早就有数术的传统。

隋唐时期相当于朝鲜半岛从三国时代向统一新罗演变的发展时期,可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保存的史料实在很少,主要就是《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二书,而且《三国史记》主要偏重于对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记载,而《三国遗事》因为系僧人一然所作,主要侧重于记载与佛教相关的各种故事和传说。

由于这种原因,二书对于数术方面的记载情况非常少,影响了我们对于当时数术活动的了解,不过还是有零星的材料向我们揭示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有些材料的时代早于隋唐时期,由于有关材料较少,本文亦加以引用,用以说明一些情况)。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新罗在朝廷中设有专职的卜师,其数量并不固定。”虽然《新罗本纪》中很少涉及这些卜师们的活动,不过《三国遗事》中却有一则与此相关的材料,据说新罗的细乌夫妇到日本为国王时,当时新罗变得日月无光,负责占测活动的日者上奏说:“日月之精降在我国,今去日本,以致斯怪。”这位日者应该与《三国史记》中所说的卜师是一样的,都是在朝廷中供职。这位日者把细乌夫妇视为是日月之精,认为是因为他们去了日本,才导致了新罗出现日月无光的现象。类似的活动还有一些记载,比如《三国遗事》卷一所载的“射琴匣”故事,其中也可以见到有日者的活动。另外,据说被立为新罗王的伐休尼师还能够占测风雨,预知水旱及年之丰俭。这些都可见新罗数术活动的兴盛。

在唐朝和新罗军队联合攻打百济的战斗中,也可以见到数术活动的痕迹。据《三国遗事》记载,唐朝的苏定方军队与金庾信的新罗军队联合进攻百济时,曾经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

(苏定方进攻百济时),进军合兵,薄津口,濒江屯兵,忽有鸟回翔于定方营上,使人卜之,曰:“必伤元帅。”定方惧,欲引兵而止,庚信谓定方曰:“岂可以飞乌之怪违天时也!应天顺仁,伐至不仁,何不祥之有!"乃拔神剑拟其鸟,割裂而坠于座前。

已有学者指出,《三国遗事》的这段记载可能是庾信的后人为了美化庚信,有意抬高夸大其祖先的地位和功绩而渲染的,不乏编造的成分。不过撰者以飞鸟出现一事来编写这一情节,却是典型地借鉴了当时的数术思想。因为《开元占经》卷一百十五言“鹊巢军旗鼓上,将军死”,该书卷一百十六又言“鸟集军中……,此为劳军,必败",“军中人飞鸟……,将军应死",这些占测结果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军营上出现飞鸟,往往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会导致军队失利,甚至会使将军死亡。《三国史记》的相关记载正是利用了这一数术思想,编出了有关飞鸟入军营上飞翔的故事,借以说明苏定方的害怕和胆怯,同时彰显金庾信的勇猛和无畏。我们还应该指出,金庾信的后人之所以能够编写出这种情节,是与他们家族熟悉数术知识有密切的关系。金庾信本人据说是高句丽的著名数术家楸南投胎转世而生,因而他非常熟悉数术知识。《三国史记》中还记载了不少他这方面的情况,如“丙辰,大星落于月城,……此殆女王败绩之兆也。……庾信见王曰:

‘吉凶无常,惟人所召。故纣以赤雀亡,鲁以获麟衰,高宗以雉雊兴,郑公以龙斗昌。故知德胜于妖则星辰变,不足畏也。请王勿忧。'乃造偶人抱大载于风鸢而扬之,若上天然。翌日使人传言于路曰:‘昨夜落星还上。’使贼疑焉。又刑白马祭于落星之地。”从这些记载来看,金庾信不仅熟知数术知识,而且还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对敌人加以欺骗,从而使一些本来不吉利的预兆得以消解，不仅稳定了军心,而且还使敌人陷入狐疑之中,瓦解了敌人的斗志。

金庾信本人的数术造诣很高,而且他的后人也在这方面有很出色的表现,比如在金庾信的后人中,金岩的数术造诣就很高,据《三国史记》卷四十三记载,他“性聪敏,好习方术,少壮为伊飧,人唐宿卫间,就师学阴阳家法,闻一隅则反之以三隅,自述遁甲立成之法,呈于其师,师怃然曰:‘不图吾子之明达至于此也。’自是而后,不敢以弟子待之。大历中还国,为司天文博士”。金岩“好习方术",可能与他家族的这一背景相关,而且他到唐朝留学,就着重学习数术理论,并掌握了遁甲式的相关知识,连其老师也对他刮目相看。另外,据说金岩还教士兵练习六阵兵法,“人皆便之”,而且他还运用自己的数术知识逼退了蝗虫,使庄稼免遭破坏。这些都是金庾信家族数术知识精湛的一些生动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