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之不同思维对谶纬思想的不同看法
古代儒家兴起的谶纬之学,即使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符合于一般的群众心理,也不是所有人都赞成的。从文献中已看出，有不少人发表不同看法，最明显的是唯物论者王充,他在《论衡》一书中作了多次的批判。譬如,《乱龙篇》说: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求雨祭祀)，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以类求之，故设土龙。阴阳从类，云雨自至。儒者或间曰:夫《易》言云从龙者,谓真龙也。岂谓土哉?楚叶公好龙,墙壁槃盂皆画龙，必以象类皆若真。是则叶公之国常有雨也。《易》又曰“风从虎”。谓虎啸而谷风至也。风之与虎，亦同气类。设为土虎，置之谷中,风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风,土龙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龙,乘车驾龙，故有桊龙氏、御龙氏。夏后之庭，二龙常在;季年(晚年)夏衰，二龙低伏。真龙在地，犹无云雨，况伪象乎?礼，画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闻能致雷,土龙安能而动雨?顿牟(琥珀或玳瑁之类)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
又在《指瑞篇》中说:
凡人操行能修身正节,不能禁人加罪于已。案人操行莫能过圣人,圣人不能自免于厄,而凤、膦独能而自全于世，是鸟兽之操，贤于圣人也。且鸟善之知,不与人通,何以能知国有道与无道也?人同性类，好恶均等尚不相知;鸟兽与人异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鸟兽,鸟兽亦不能知人。两不能相知;鸟善为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称凤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鸟兽，论事过情,使实不著。且风、膦岂独为圣王至哉!孝宣皇帝(汉宣帝刘询)之时,凤皇五至,骐辚一至。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故有五凤、神雀、甘露、黄龙之纪。使风、骑审为圣王见，则孝宣皇帝圣人也;如孝宣皇帝非圣,则凤，膦为贤来也。为贤来，则儒者称凤皇、骐辚,失其实也。凤皇、骐膦为尧、舜来，亦为宣帝来矣。夫如是,为圣且贤也。
有关谶纬祥瑞之不实，王充在《论衡》中列举了很多,都是在性质和推理方面加以批驳。既没有否定龙、凤、麒麟(他在书中写作“骐膦”，并非麒麟,实际为神马)等的存在,也不可能伤及皇帝。在古代的帝王中,对于谶纬的态度,也有看出其虚伪的。虽不积极提倡,也不强烈反对。《太平御览》卷九二二引《唐书》曰:
初,高祖(李渊)于太原斩王威。有白雀飞入高祖之怀。
又曰:武德九年(626),江州都督太子卫副率侯君集于纳义门;献白雀一。
又曰:开元十三年(725),兖州奏白雀见景成;上(唐玄宗李隆基)谓宰臣曰:
“往昔史官唯记灾异,将令王者惧而循得。故《春秋》不书祥瑞,唯记有年,圣人之意明矣。敕天下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长期以来，不论研究中国历史还是文化，很少有人注意到“谶纬”。可能因为它太小了,也太琐碎了。实际上,它联系着每个中国人的观念,长达两千多年。近些年由于人们对“吉祥文化”的关心,在刨根问底的情况下,挖到了许多“符瑞”的样本。从文献资料看,每一个都与“王者”“人君”有关,好像是专门为帝王而设,因此，随之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祥瑞的出现都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帝王在某一方面做得高尚才能实现。于是惯于发问的人便会提出:如果皇帝做不到会怎样呢?如果一个祥瑞也不出现,不是皇帝自我出丑吗?为什么还要提倡。
当然，这是现代人的发问。现代人喜欢“反过来看,倒过来说”,即所谓“逆向思维”。这样确实能够发现一些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儒家设置了这样多的祥瑞征兆,固然是为了讨好帝王,宣扬帝王的德行,同时也证明了儒家的理论是通天的,是与天共释的。也就是说,儒家的思想体现了上天的意志。如果帝王的道德品行面面都好，当然所有的祥瑞都会出现,否则就会阙如。如同是对帝王的测验和考试。从设计的角度看,有些常见的现象,不管是真是假，总能找出若干种，所以在《宋书·符瑞志》中,有的多达数十、数百种,但也有的一次也未出现。哪里有十全十美的帝王呢?当然也一定会有永远不会出现的祥瑞。譬如说“山车”。书上说:“山车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泽以时,通山海之饶,以给天下,则山成其车。”谁都知道,在过去手工业时代，车是所有人造器物中最复杂的，是故《考工记》说“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因此儒生们联想到山，山中的宝藏也最多，动物、植物、矿物都有。但是他们不懂得车非自然物,不像动物的怪胎,不论是鹿、是獐、是牛,只要头上长一只角，都可以附会成“麒麟";带有两只转轮的车,怎么能够从山中长出来呢?因为不可能,帝王便不会得满分,免得他以“圣人”自居。至于说山车在尧舜时曾出现过。那是传说,无从考证。因为他们本身也是传说中的人物。
孔子提倡“仁”,并以麒麟为标志,称做“仁兽”,这是很有意味的。他赞美麒麟，崇信麒麟,甚至在他出生之前有麒麟来报信,即所谓“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文云:
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但是他并没有见过麒麟。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在春秋末期，周王朝已经衰微,分封国相互争霸，礼崩乐坏。他编修《春秋》的目的，就是要理清历史。正在这时候,鲁国竟出现了麒麟，并且被打死了。据《史记·孔子世家》说: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狩大野(今钜野县水泽中有土台,俗称获麟堆)。叔孙氏车子钼商获麟,以为不祥。”孔子看着那头被打死的麒麟，伤心地掉下了眼泪。他甚至埋怨麒麟为什么会在乱世出现!就在这事发生之前不久,他最喜欢的学生颜渊死了,他绝望地说:“天丧予!”于是从此绝笔,终止了《春秋》的编修。而现在,他说:“吾道穷矣!”
这是人之常情。当突发的现实与理想相距太远时,特别是感到绝望时，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绝不是什么对于祥瑞征兆的“正读”或“反读”。在真实情感面前，是什么也掩盖不住的。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谶纬祥瑞的征兆,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这又是现代观念的套用。两千多年前,方士化的儒生在设想谶纬时，虽然是借天之力以服人,所谓“天人感应”,不外乎是糅合了神话中的龙凤,自然中的动植物等,并没有特别的东西。古人所理解的“宇宙”，虽说已有了“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概括了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但是对于天文自然的认识是有限的。而宇宙观也就是世界观。
表现了人对于整个世界的总的、最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不一样,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以汉代画像石为例，在画像石中刻有不少祥瑞图像，多是散散点点,因为东汉时期正是谶纬流行的盛期,以此烘托世道之盛是再好不过的了。唯独山东嘉祥武梁祠所刻的《祥瑞图》是标本式的,不但有榜题说明,并且装置在祠堂的屋顶上。因此,便形成现代人的一种错觉,被视为解释“宇宙观”的依据。
汉代武梁祠画像石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发现得早,被宋代以来的金石家所重视，其内容也是最丰富的。尤其在表现历史人物和故事方面,在出土的画像石中是最多的，“祥瑞图”也是如此。原祠早已塌毁，只留下五块巨大的石板:两块山墙，两块房顶，一块后壁，前门是敞开的。现在石板仍在,但画面剥损较重,房顶的两块刻有《祥瑞图》的石板,其画面已泐蚀殆尽，现在看到的是清代《金石索》据早期的拓片用木板摹刻的。这种石祠堂，汉朝人称做“食堂”，是设在墓前供祭奠和陈设供品用的。祠堂的规模不大,就山东和江苏发现的祠堂看,最大的高不过人,小的高度不到一米，武梁祠是属于中等的。武梁的墓前原来还有石碑,早已佚失,只能在宋代人的著作中看到碑文。祠堂的画像可供观览,亦允许放牛羊的牧童躲避风雨。我们知道，武梁虽然做过文官,也教过书,是个儒生,但更长的时间是隐居。他研究儒家经典，并热心于河洛谶纬等。他的祠堂表明，事先早有计划，文史氛围较浓，是带有教化目的的。因为祥瑞征兆都是上天对人的启示,既然来自于天上，当然是刻在房顶上为妥，并非是表现他的宇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