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在状态的符号性看道教科仪与易学象数之关联

道教科仪的实施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科仪的观念即思想的本体并没有直接露面。因为思想是无形的，“无”不可自显，必须通过“有”来展示。而有形的仪式在实施者操作过程中，也一定是在无形的观念催动下才发生有序的组合。这是一种“有无相资”。由于有形之仪表现的不是它自身，而是无形观念的化身，这就产生了符号属性。不过，在这里对于“无”与“有不能机械地加以理解。“无”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一种潜在的状态;而“有”也不是单一的。肉眼能看得见的当然是“有”但还有肉眼所看不见的“仪”，即心斋之“仪”，它也是“有”的一种形式。心斋之仪或称“内斋”之仪，其符号特性较难于理解和把据，但只要把人的内心空间加以放大，使它成为一个可以“广纳”物质的宇宙空间，那么内斋的符号性也就显示出来了。内裔是--个心理过程，在实施过程中，它仍然也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对立统一。目的是斋主的祈求、希望;手段是心理意象，它或者表现为自我身形的“变化”，或者表现为内心上瑰丽奇特境界的印象等等。与祈求的观念相比，这些心理意象可称之为“有”，它们的内心存在服从于祈求的愿望，故而是一种代表。既然是代表也就具有内心符号的意义。

道教科仪存在状态“有”与“无”的对立统一在符号上，也可以看作是易学中的“意”与“象”的特殊表现形式。在魏晋时期，易学的发展以义理派的勃兴为其特色之一。义理派有所谓“得意忘象”之说。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导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按照王弼的看法，《易经》的“象”是为了表达“意”而设的。言辞，即《易经》的卦爻辞是为了说明“象”而立的。在符号工具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象”更能够表达“意”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卦爻辞更能够说明“象”的代码意蕴了。易经》卦交辞是因“象”而生的，所以可通过卦交辞的解剖而省察“象”的理趣;卦象是因自然之义理而生的，所以可通过“象”的考察以明白蕴含其中的内在意义。“意”因为“象”的设立而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象”因为卦爻辞的说明而使其内在蕴含获得彰显。所以，语言是用来揭示“卦象”隐意的，明白了卦象隐意就可以忘掉卦交辞了;卦象是用来保存自然义理的，明白了义理就可以忘掉卦象了。在这里，王弼把易学结构分为言、象、意三重，表层是言辞，言辞的背后是卦象，卦象的背后是意。虽然，从这个哲学体系看，王弼最后把“意”抬高到宇宙本体的第一性地位;但就此处关于言、象、意的关系来说却有其合理因素。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从符号学的立场看也存在着代码的关系。如果说“象”是“意”的符号代码，那么“言”也可以看作“象”的符号代码;在王弼的易学体系中，符号代码具有多重性，不同层次的代码之间也可以相互转换，如“言”转换为“象”，而“象”也可以转换为“言”。这实际上揭示了易学结构的内在规则。对比一下，我们不难看出，道教科仪也存在“意与“象”的关系。作为无形的观念--祈求、愿望等等就是“意”，而各种动作、图形就是“象”，无形通过有形来昭示，也就是“意”通过“象”来彰显。